今(2023)年4月21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指出：「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對話取得重大成果，兩國宣布恢復外交關係，這是全球安全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為地區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矛盾分歧、實現睦鄰友好樹立了典範。」在此前後，國際社會與媒體紛紛呼籲俄烏衝突外的協力者力量，認為中共可堪大任。然而，對識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辨識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關係進程之可能迷惑，瞭解中共是否突然變身為促進和平行動者，以及明瞭中共既有中東外交立場，會有何根本性改變。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共是否有任何激勵措施，足以放到沙伊關係談判桌面，或者中共真能推動其中一方？相對的，應該是一種外交機會主義，在美國外交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以及中東地區不願見強權獨大機會下，中共乃得以趁勢提供勸和促談場域，使各方坐到談判桌旁。
就在沙、伊兩國在中共斡旋下達成和解協議，普遍被視為中共外交成功之同時，接著習近平出訪俄羅斯，各界越發關注中共是否將在烏克蘭戰爭中扮演更為積極角色？然而，凡此推測或議論，卻可從分析歸納中共官式相關說法中，得以辨別。今(2023)年3月20日習近平赴莫斯科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22日雙方發布「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簡稱「聯合聲明」)，其中強調：「雙方主張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支援地區國家加強戰略自主，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熱點問題，反對干涉地區國家內部事務。雙方歡迎沙特和伊朗通過對話實現關係正常化，支援在『兩國方案』基礎上全面、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同時，也表明中共「處理烏克蘭危機的根本遵循」在於和平解決，以及確保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與其經濟安全核心利益；甚至所謂「複雜問題沒有簡單解決辦法」與「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合理途徑」，更表明即使中共呼籲雙方從逐步降低緊張到停火，卻不等於俄羅斯必然將會撤軍。即使今(2023)年4月26日習近平在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通電話，亦表述類此助益因素 (Helping factor)態度稱：「現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聲音在增加」，「中方將堅持勸和促談，為儘快止戰停火、恢復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
再就「聯合聲明」所指：「雙方將就各自提出的海灣地區安全倡議加強溝通對接，攜手構築海灣地區集體安全架構。」不僅意謂著俄「中」雙方其實有著共同安全規畫，而且也如實反映海灣地區國家，不願見強權獨大的政治現實。正如「聯合聲明」所用「支援地區國家加強戰略自主」等「支持」用語，即充分說明俄「中」係趁勢提供勸和促談場域，給各方重回談判桌。從而，與其視中共為中東勸和促談斡旋者(Mediator)；毋寧是扮演保證人(Guarantor)角色或助益因素。證諸今(2023)年4月6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所稱：「沙伊進一步改善關係充分表明，地區國家有意願、有能力掌握地區和平與發展的主導權。」也充分說明中共顯然無意做為實質斡旋者，而是「做為中東國家的好朋友、好夥伴，『中國』將一如既往尊重中東國家的主人翁地位，是支持中東和解、和平、和諧的力量。」同時值得關注的是，毛寧又稱：「『中國』將同中東國家共同踐行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可見，中共中東外交立場未必有根本性改變，而是在既有「一帶一路」倡議，推進全球安全等倡議。同時，也將以俄羅斯在面臨「北約」壓力下的安全需求，做為俄「中」共同安全規劃考量。事實上，其等考量方向與內容，已可見諸「聯合聲明」。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兼任副教授黃秋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