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3)年6月28日中共第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次會議表決通過《對外關係法》，習近平簽署予以公布，自7月1日施行。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於《人民日報》發表「貫徹對外關係法，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堅強法治保障」文章，闡述中共制定該法的意義、總體原則和主要內容等。同日不僅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新華社》，採訪「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表明制定該法背景目的與主要內容。而且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亦在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述該法「是首部集中闡述對外大政方針、原則立場和制度體系，對國家發展與對外關係做出總體規定的基礎性法律」。30日由外交部主管業務之《國際網》刊登「境外媒體：中國立法規範外交捍衛權益」專文，將外界反映歸納概括為「對外關係法將為反制裁、反干涉、反外國『長臂管轄』的外交鬥爭提供法律依據，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寫明中共法域外適用的目的、條件和政策導向，並對針對外國國家、個人或組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作出原則規定」。顯然，中共正藉由該法從黨政媒體與立法、政務、外交部門，對外開展法律戰、輿論戰，以及外交鬥爭。
中共自2018年與美國發生貿易爭端以來，固然隨著爭端升級與國際生產供應鏈脫鉤風險，曾制定《商標法》、《反不當競爭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多項涉外法律，除為緩和來自美國政治經濟壓力，同時也做為大陸市場策略性對外開放之操作工具。今年3月中共「兩會」期間，擬制《對外關係法》就受到關注。3月4日「全國人大」會議發言人王超，在回應新加坡《亞洲新聞臺》記者提問即稱：「一貫堅決反對這種作法(『長臂管轄』)。為遏制無理打壓，粗暴干涉大陸內政行徑，中共發布《反外國制裁法》、《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等予以反制」。顯見，中共在逐步完善涉外法治體系建設之同時，也積極部署針鋒相對的外交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策略。正如沈春耀所指：「還存在一些短板弱項，尤其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方面，還有不少法律空白」。而今，施行《對外關係法》，既象徵中共涉外法治體系建設在缺乏全面性法律問題上所做補白，也說明中共係在多項技術型涉外法律基礎上，制定該全面性位階法律，並做為中共對外鬥爭之具體指導方針。
王毅「貫徹對外關係法，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堅強法治保障」文章，對該法與外交鬥爭情勢做出政治判斷：「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斷豐富和完善對外鬥爭法律『工具箱』，充分發揮法律做為國際秩序『穩定器』的積極作用」。基此，從中共信奉唯物辯證法觀點看來，經濟社會基礎結構與意識形態政治法律上層結構矛盾，始終係決定不斷鬥爭之動力。從而，中共先期涉外法治建設，多係經濟屬性基礎結構鋪墊工作，對外部敵人鬥爭而言，看似「善於組織迂迴和退卻，做出暫時的妥協和讓步」。事實上，也「要善於組織進攻」。從而，中共就法律政治上層結構層面，對外商採取反壟斷、國家安全、網路安全審查，以及准入待遇、負面清單等措施。換言之，從中共涉外法治體系建設思維看來，形式上看似築起全球化壁壘；實質上卻既為大陸市場策略性開放，又要「不斷豐富和完善對外鬥爭法律『工具箱』」。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兼任副教授黃秋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