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歐尼爾（Jim O'Neill）在2001年創造「金磚四國」（BRIC，為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大陸的縮寫）概念時，不過是個金融炒作手段，2015年金磚基金更是以賠掉九成股本收場，而南非亦未被納入基金。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前述「金磚1.0」階段，伊拉克戰爭在2004-2005年陷入泥沼化與尤其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則不啻催生出目前的「金磚2.0」，意味著它從金融標的開始轉向政治化。
在俄羅斯倡議下，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和巴西於2006年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首度「金磚國家外長會晤」，接著在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的背景下，四國於2009年舉行第一次「金磚高峰會」，與1.0時期主要差異是在2011年正式吸收南非加入，這意味著該平臺橫跨亞洲（中國大陸和印度）、美洲（巴西）、非洲（南非）和半個歐洲（俄羅斯），具有一定程度之全球代表性。
從某個角度來看，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雖在2008年首度提及「後美國世界」（Post-American World）。不過，若所謂「後美國」意味著美國的「單極霸權轉型」，則1970年代G-7所揭示「以美國為中心之集體領導」無疑是華府推出的第一個版本。無論如何，2008年金融海嘯帶來之直接衝擊，既動搖美國希望將前述集體領導侷限在「西方」小圈圈中的構想，G-20繼之而起並容納更多異質性甚至南方國家加入，既不啻是此種集體領導的「擴大版」，也指出某種暗示南、北融合之第二條結構轉型道路。
儘管如此，2017年川普（Donald Trump）上臺後帶來之新單邊主義與2018年起對中國大陸發起全面貿易戰，在充分展現美國無意放棄領導之餘，也隱含前述融合版第二條道路的侷限所在；至於金磚國家峰會，則在此時提供另一個可能的潛在選項。
嚴格來說，即便2023年已是金磚國家召開的第15次峰會，且此一平臺首先依2013年《德爾班宣言》建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和智庫理事會，2014年《福塔萊薩宣言》啟動成立「新開發銀行」（NBD），2017年廈門峰會後又啟動駐聯合國代表會晤機制等，加上五國人口共32.4億，GDP達26兆美元（全球占比從2008年17%升至2022年的26%），影響力絕對不容小覷，說到底，此一峰會機制仍是個「平台」而非「組織」，關鍵在於它是否存在明確共同目標，以及更廣泛之成員基礎。據此，2023年峰會或許暗示轉向「金磚3.0」的可能性；雖然沒有（也暫時不可能有）明確共識結論，此次峰會中涉及「集團共同貨幣」（暗示去美元化）與據稱有20-40個國家有意願加入等議題，首先指出金磚平臺邁向「組織制度化」發展的大方向，至於更重要的是無論未來擴員結果如何，新成員都不可能包括「西方國家」在內。
事實上，從歐格斯比（Carl Oglesby）在1969年首次使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概念後，包括1991年冷戰終結、2003年伊拉克戰爭引發新一波全球反戰浪潮，乃至2008年金融海嘯與2017年後川普高舉「美國優先」旗幟，都讓「全球南方」意識日益流行；例如，單單自2023年1月印度邀請125國召開「全球南方之聲高峰會」（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 Summit），到3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乃至5月G7高峰會與近期關於烏克蘭問題之和平會議等，「全球南方」一詞便頻繁出現，爭取其代言權也成為兵家必爭。必須指出，西方（包括日本）國家雖也加入競逐，但從「南方」長期相對「北方」之反抗意識看來，「去西方」（或去美國）很難不是其潛在共識，這也讓金磚國家峰會具備爭取「全球南方」代言人存在著相對優勢。
當然，「金磚3.0」迄今尚未站上起跑點，是否它就等於「後美國3.0」版本也未可知，但持續追蹤觀察相關發展絕對是當務之急。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 蔡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