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柳金財）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受邀訪陸進行「鄭習會」，這並非單純的國共黨際禮儀互動，而是中共在兩岸高度緊張、敵意螺旋、臺灣朝野激辯國防特別預算之際，所精心擘劃一場兼具對內宣示、對臺統戰與對美傳訊功能的複合性政治工程。支持論點以為，這有助降低臺海緊張，建立對話管道與風險控管機制；可促進經貿、觀光、教育等功能性交流，帶來實質利益；展現替代路徑：以對話取代對抗，符合多數民眾「避戰」心理。
然而，反對論點提出警示，質疑恐落入中共統戰框架，削弱臺灣主權與談判地位；繞過民選政府，影響民主正當性與制度運作；可能被用於干預地方甚至總統選舉，製造內部分化。其核心爭點關鍵在於：對話是否以政治前提為代價？和平是建立在對等尊嚴，還是接受「一中框架」之上。
鄭麗文主席此次於4月7日至12日訪陸，正逢立法院為約400億美元的額外國防支出方案僵持不下之餘；儘管國民黨已澄清「鄭習會」與國防軍購案無關；然此一時機選擇顯示中共並非被動接待，而是選擇在「川習會」延期前進行，主動把鄭習會面鑲嵌進兩岸、臺美與臺灣內政三重互動之中。
首先，就中共對內政治而言，推動「鄭習會」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向黨內與社會展示其仍牢牢掌握對臺工作及兩岸關係的發展權、主導權，凸顯戰略定力及自信。自民進黨長期執政以來，兩岸官方互動幾近停擺，中共必須透過在野黨、地方及民間渠道，證明其「反獨促統」路線仍具操作空間。而「鄭習會」召開政治基礎即是「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無疑這將邊緣化及挑戰民進黨兩岸政策基礎。
中共近期重新強調「和平統一」與「統一利益」，並配合宣傳、節慶意象與統戰論述，試圖讓臺灣社會相信中共仍提供一條可替代軍事對抗的和平路徑。對習近平而言，與臺灣主要在野黨領袖會面，不只是處理兩岸問題，更是鞏固其作為對臺政策最高決策者形象的象徵行動及進行政治立場宣示。
其次，對臺灣社會而言，藉由「鄭習會」可塑造「和平／戰爭二分法」的認知框架，也就是把接受對話、交流與某種程度的政治共同基礎，包裝為「和平之路」；反之，若拒絕中共設定的政治前提，則臺海風險將持續升高，從波平浪靜到地動山搖。從國共在會前的宣傳攻防顯示，國民黨主打「和平是繁榮的基礎」，「九二共識」是和平共識；但民進黨則反批國民黨配合中共削弱臺灣防衛能力；這表示中共已成功將一場國共黨際互動，轉化為臺灣內部「對話與國防誰更重要」、和平與戰爭路線選擇之政治辯論。
然而，中共此一操作的成效，並不能簡單理解為臺灣社會，會因期待兩岸和平而接受中共框架；臺灣社會共識是認同中華民國、反對「一國兩制」及支持交流對話、重視臺灣安全。近期民調反映出臺灣主流民意特徵，呈現的是「支持和平，但不接受被統一；支持對話，也支持備戰」的雙軌民意結構。
陸委會3月公布民調顯示，84.7%支持「廣義維持現狀」，83.9%主張臺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決定，81.3%不贊成中共「一國兩制」，79.5%不認同中共堅持「一中原則」、推進統一；另有70.4%支持增加國防預算以強化自我防衛。這些民調說明，臺灣民意確實期待兩岸和平穩定，但其和平想像是建立在維持現狀、自主決定與拒絕政治吞併之上，而非接受中共版本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再者，若就國防軍購與和平期待的交叉觀察來看，中共推動「鄭習會」的真正戰略意圖，不是立刻說服臺灣社會反對軍備，而是稀釋民眾被威脅感、降低軍購正當性，宣傳對臺軍事威懾對象是少數臺獨分子而非廣大臺灣民眾，從而影響臺灣內部的防衛共識。若干學者即認為這是一種認知作戰及統戰，而國防安全研究院相關民調顯示，62%支持政府編列軍購特別預算，59%認同「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
這意味著臺灣多數民眾並未把軍購政策與和平基礎視為互斥，而是把強化嚇阻當作維持兩岸和平的必要條件。中共可能會希望透過「鄭習會」製造「既然可以談，何必大幅軍購」的心理鬆動；但臺灣部分民意也顯示，「以實力換和平」而非「以退讓換和平」有一定程度社會支持度。事實上，藍白綠三黨皆支持國防軍購，但在數量額度藍白較具共識，與政府公布金額差距甚大。
最後，從對美戰略角度看，「鄭習會」也具有明確的外部傳訊功能。此行發生在「川習會」之前，且習近平曾與川普溝通要求美方審慎處理對臺軍售問題。這表示中共試圖藉由與臺灣在野黨領袖會面，向美國釋出其「反干涉、反臺獨及反臺灣問題國際化」訊號，此即臺灣問題是兩岸事務，仍可經由「中國人自己對話」處理，美國不必強化介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共並未放棄以和平方式進行政治解決敘事，若美國持續推升對臺軍援，反而會被其批判為是外部勢力在破壞兩岸降溫契機。
這是一種典型的以政治場景和平對話，試圖轉換軍事壓力武統威懾。鄭麗文本身雖為最大反對黨主席，但非執政黨並無法跨越公權力與中共簽署相關官方正式協議；同時中共對臺政策本身具有原則堅定性及策略靈活性雙結構，固然鄭習會召開彰顯中共戰略定力及自信，但並無法改變其「一國兩制」統一政策框架。職是，鄭習會的侷限也十分明顯。
第一，它未必能有效轉化為臺灣社會對鄭麗文本人或國民黨兩岸路線的正面支持。根據《美麗島電子報》3月民調相關報導，鄭麗文信任度僅23.9%，不信任度達54.5%；同時，在會面消息明朗前，已有56.1%受訪者認為「鄭習會」對國民黨年底選情「弊大於利」，只有21.6%認為「利大於弊」。這顯示中共雖可藉高規格接待提高政治聲量，卻未必能在臺灣主流社會中轉化為政治加分，甚至可能強化國民黨「親中」標籤不利於其選舉。
第二，「『鄭習會』支持度及不支持度」呈現兩極分化狀態。從網路輿情觀察，臺灣議題研究中心（TPOC）於4月9日發布的網路聲量分析指出，熱門留言中約36%表達支持，31%持批評態度；雅虎民調中心4月3日顯示，看好「鄭習會」為44.5%、不看好是32.2%。但這屬社群輿情，不能直接等同整體民意。換言之，「鄭習會」在社群上具有一定動員與支持聲量，但在代表性民調上，其政治接受度仍較低。
歸納以上，中共推動「鄭習會」的背後動機，在於以低成本、高象徵性的會面場景，同時完成三項戰略目標：對內鞏固習近平對臺工作的掌控形象，對臺具有產生分化「和平」與「防衛」認知作用，對美塑造「和平解方仍存在」的外交訊號。其短期成效，在於可以主導輿論議程、加大對臺灣內部政治的程序性及政黨政治影響；但其根本侷限在於，臺灣主流民意雖然期待兩岸和平，卻並未因此接受中共的統一框架，也未因此放棄強化自我防衛，儘管對於預算額度存在嚴重落差。
總結而論，「鄭習會」確實可以製造兩岸和平話題及氛圍，提供臺灣社會另一種政策取向抉擇，卻難以根本調整臺灣社會「維持現狀、拒絕『一國兩制』、和平與國防並重」的主流民意結構；也難以改變中共對臺政策，推動「一國兩制」的統一框架。最終兩岸和平穩定框架建構，仍須回到兩岸官方政策互動、政治共識建構中，及如何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