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 月28 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奇襲，擊斃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重創伊朗軍事指揮體系，並打擊部分核相關設施。然而，這場攻擊並未消除伊朗核能力的不確定性。高濃縮鈾庫存的去向與完整性仍未獲得外界充分確認，伊朗也隨即以飛彈反擊並封鎖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使危機迅速升級為美伊戰爭。[1] 4 月 8 日由巴基斯坦調停的兩週停火協議，雖經多次延長，卻屢遭破壞。5 月 7 日，美伊雙方再度於荷莫茲海峽附近交火；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仍宣稱「停火仍然有效」，伊朗則將美方反擊定性為違反停火。[2] 這顯示，停火不代表和平，而是雙方在停火框架內持續測試彼此底線的過程。
本文援引當前美國安全研究中影響力最大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t）傳統，剖析這場戰爭為何爆發、為何在雙方均未屈服之際達成停火，以及這場軍事衝突能真正結束與秩序恢復穩定的條件。
一、戰爭為何爆發：承諾問題主導的預防性戰爭
理性主義對於戰爭起因的研究起點始於 Fearon（1995），其核心問題在於：既然戰爭代價高昂，理性的對手原應能透過外交談判的議價達成不戰而和，那麼戰爭為何仍會爆發？Fearon提出了三個可能機制：雙方掌握對方無法驗證的私人資訊，且皆有隱匿或扭曲資訊以爭取談判籌碼的誘因；權力轉移過程中無法做出可信承諾；以及涉爭議題本身難以切割分配。[3] 綜合後續文獻，尤其是 Powell（2006）以及 Debs 與 Monteiro（2014）的研究，美伊戰爭的核心最可能是由核擴散造成的承諾問題所導致。[4]
伊朗於2025年「十二日戰爭」後，仍被認為保有相當規模的高濃縮鈾庫存。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對受損設施與相關庫存的查核受限，使伊朗核活動重新落入高度不透明狀態。[5]既無法可靠監督，又無法相信德黑蘭會自我克制，先發制人的預期收益遂高於延後談判，亦即在情勢在未來可能更不利前，美國就先下手為強。
另一方面，承諾問題之所以在 2026年 2 月轉化為戰爭，還與「十二日戰爭」累積的戰場情報密切相關。該役使美國與以色列更清楚掌握自身深入伊朗領空、定位高層目標與打擊深埋設施的能力。這一點與前述先發制人的考量共同構成了動武的誘因：即當美國與以色列無法確信伊朗未來會自我克制，又認為自己已具備有效打擊能力時，便寧可此刻開戰，以鎖定仍然有利的現狀。
二、為何在無人屈服時停火，停火又為何脆弱
何以在雙方均拒絕對方最大化要求之下，仍於 4 月 8日達成停火？Slantchev（2003）關於戰爭中議價與資訊揭露的研究，提供了清楚答案。戰爭不只是暴力競爭，也是資訊揭露的過程。[6] 每經一輪戰鬥，雙方都會重新評估彼此的軍事能力、承受代價與繼續作戰的意志。這時，原本不存在的議價空間便可能被打開，即便沒有任何一方選擇屈服。
至 4 月初，美方意識到斬首打擊並未瓦解伊朗政權，伊朗仍能對波灣盟邦、商船與區域能源秩序施加可觀代價，且美軍在七類關鍵彈藥中有四類可能已消耗超過戰前庫存的一半；[7]伊朗則發現自身防空、指管與深埋設施的脆弱程度遠超己方想像，且中俄的支持與可靠的軍事保證相差十萬八千里。[8]這些戰場訊號共同改變了雙方的計算。美國與以色列雖保有軍事優勢，卻無法以合理成本快速使政權瓦解或完全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伊朗雖仍有反擊能力，卻也無法阻止美以持續打擊其軍事與核相關目標。停火遂成為雙方重新校準成本與收益後的理性選擇。
然而，停火並不表示和平的達致。Werner（1999）指出，導致戰爭爆發的承諾問題並不會因停火而自動消失。停火往往只是戰場的暫時凍結，並未消除雙方對未來行為的根本不信任。[9] 這也解釋了為何美伊的停火格外脆弱。
三、戰爭終結與穩定恢復的條件
若停火只是暫時凍結戰場，戰爭的真正終結則需要改變雙方對未來行為的預期。從理性主義觀點來看，美伊戰爭能否結束，關鍵在於協議能否讓誘因結構改變，使任何一方都不再認為「先動手」優於「繼續等待」。
首先，核議題上的承諾問題需要結構性而非單純契約性的解決方案。對美國與以色列而言，問題不只是伊朗是否承諾不發展核武，而是伊朗是否仍保有快速突破的實體條件。因此，任何可持續的安排都必須使伊朗未來的核能力增長變得困難並且可以驗證。這可以包括將部分高濃縮鈾移出伊朗境內、限制濃縮層級與離心機數量、恢復 IAEA 對關鍵設施與庫存的連續監督，並設計自動恢復制裁（snapback）的違規懲罰機制。這類安排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限制伊朗在核武發展上的快速突破能力，使美國與以色列不再認為立即打擊是唯一能鎖定現狀的選項。
其次，伊朗也需要最低限度的安全保證。若協議只限制伊朗，卻不限制美國與以色列未來再次斬首、空襲或破壞核設施的能力，德黑蘭仍會把停火視為下一輪攻擊前的戰術間隔，而非可信的和平安排，便不可能在核能力的發展上自我克制。因此，戰爭終結需要某種對等設計：伊朗接受核查與能力限制，美國與以色列則承諾在伊朗遵守協議期間不再發動新的軍事打擊。這種克制承諾的核心功能，是讓伊朗相信遵守協議比重建核威懾更安全。
最後，談判時應將議題分項及分階段處理。若航行安全、核查、制裁、黎巴嫩與區域民兵問題全部綁在同一個談判包裹中，任何單一議題的破裂都可能拖垮整體停火。分項及分階段談判可以降低議題連鎖失敗的風險，也能讓雙方先在較可交易的領域累積有限信任。最重要的是，若能把荷莫茲海峽的開放與核議題分開處理，將有助於降低單一議題卡死整體談判的風險。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傅澤民)
[1]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US-Iran ceasefire and nuclear talks in 2026,” briefing CBP-10637, May 7, 2026; Daniel Byman, “The Fragile U.S.-Iran Ceasefire: Issues to Watch,” CSIS, April 2026.
[2]Barak Ravid, “US, Iran exchange fire in Strait of Hormuz,” Axios, May 7, 2026; Courtney Kube and Mosheh Gains, “U.S. and Iran exchange fire near the Strait of Hormuz,” NBC News, May 7, 2026.
[3]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no. 3 (1995): 379–414.
[4]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no. 1 (2006): 169–203; 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 Monteiro, “Known Unknowns: Power Shifts, Uncertaint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8, no. 1 (2014): 1–31.
[5]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US-Iran ceasefire and nuclear talks in 2026,” briefing CBP-10637, May 7, 2026; Suzanne Maloney and Mara Karlin, “Will the Iran ceasefire hold?,” Brookings, May 2026.
[6] Branislav L. Slantchev, “The Principle of Convergence in Wartime Negoti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no. 4 (2003): 621–632.
[7]Mark F. Cancian and Chris H. Park, “Last Rounds? Status of Key Munitions at the Iran War Ceasefire,” CSIS, May 5, 2026.
[8]Suzanne Maloney and Mara Karlin, “Will the Iran ceasefire hold?,” Brookings, May 2026; Daniel Byman, “The Fragile U.S.-Iran Ceasefire: Issues to Watch,” CSIS, April 2026.
[9] Suzanne Werner, “The Precarious Nature of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no. 3 (1999): 912–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