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楊長蓉）
封鎖：由控制轉向提高風險
傳統上，「封鎖」（blockade）係指透過海空軍力量對特定區域實施實質性控制與通行限制，通常伴隨明確的軍事對抗或戰時狀態。然而，近年各種區域衝突顯示，封鎖之實踐方式更為彈性多變。無論是在烏克蘭戰爭中低成本無人機的蜂群作戰，或是美以伊衝突中關鍵航道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高風險通行環境，又或是胡塞組織對紅海航運安全之威脅，均反映出：封鎖不必然依賴物理控制，而可透過持續干擾與風險累積，使通行在實務上難以維持。此種發展亦挑戰傳統國際法對於「封鎖」與「武力使用」界線之認定。
此類「風險導向」的封鎖模式，具有兩項關鍵特徵。第一，不須達到傳統武裝衝突強度門檻，即可影響決策，特別是在涉及民航商業活動時，效果更為明顯；其二，其依賴相對低成本且可重複運用之手段，使壓力得以長時間維持，並降低升高衝突強度的政治成本。對於具備規模優勢與製造能力之大國而言，此種模式不僅可行，更具戰略吸引力。
觀察近年中共在臺海的行動，已由單次軍力展示轉向高頻率空中接觸與壓迫，以我國防空識別區活動為例，自2020年以來已由年度數百增至數千架次規模。 進入防空識別區、跨越中線以及近距離伴飛等行為，雖不構成傳統意義上的武力使用，實質上卻提升空域風險。若此趨勢持續發展，臺海上空可能將從「正常運作的空域」，轉變為「風險甚至危險的空域」，進而在未正式宣告的情況下，形成事實上的封鎖。
AI與無人機帶來的結構性改變
無人機與AI的快速發展正在影響空戰的邏輯，而「空中纏鬥」（dogfighting）預期將成為新灰色襲擾手段之一。 傳統空戰以載人戰機為核心，其戰術運用受飛行員生理極限、風險承受能力以及高價平臺損失等因素所限制，因此多以短時間、高強度對抗為特徵，而AI駕駛無人機並無此限制。
目前技術顯示，AI駕駛無人機已具備環境感知、目標識別與戰術路徑規劃能力，加上「忠誠僚機」（loyal wingman）與蜂群運作概念，使載人戰機得以搭配多架無人機進行協同操作，部分無人機本身即為可消耗平臺。中共亦已將上述能力納入其相關實踐，其除持續進行軍事演習外，另透過競賽與測試活動，推動自主決策與多機協同能力之驗證。
無人機的功能定位亦有所轉化。過去多用於偵察或空對地打擊之無人機，現已延伸至具備「空對空」攻擊能力之攻擊型平臺。在此情況下，無人機不再僅為輔助工具，而可直接進行空中纏鬥，甚至成為主要交戰平臺之一。當大量具備攻擊能力之無人機進入空域，並透過群體運作與高頻率接觸形成持續壓力時，空中纏鬥將轉化為反覆出現之干擾與壓制機制，其重點不在於單次交戰結果，而在於能否長時間影響空域使用。
因此，空戰的成本將出現轉變。過去以少數高價戰機為核心的空戰模式，正轉向由數量、頻率與演算法能力主導，且諸多攻擊型無人機成本僅為傳統戰機之一小部分。依照現行作戰條件，防禦方仍多須派遣載人戰機進行應對，短期內難以完全以低成本手段取代。此種以高成本平臺回應低成本無人系統之不對稱運作，將導致資源快速消耗並提高風險承受壓力，進一步使持續性施壓對於攻擊方更具優勢。
中共可能以空中纏鬥作為封鎖臺海空域手段
綜合上述技術發展與操作模式，可合理判斷，中共可能具備在短期內將空中纏鬥轉化為封鎖手段之條件。惟不太可能以一次性大規模行動呈現，而較可能透過「低強度、高頻率」方式展開。相關行動可能包括無人機進入敏感空域進行近距離干擾、多機協同運用以增加應對複雜度，以及透過重複性出現測試防空反應與資源配置能力。單一事件雖影響有限，但其累積效果將漸漸改變空域風險結構與使用行為，使「空域封鎖」不再以明確禁止通行為特徵，而呈現為「形式上開放，但實質上受限」之狀態。類似荷姆茲海峽的情勢，關鍵不在於是否完全阻斷飛行，而在於是否能持續提高風險，難以維持正常飛行。
我國現行防空體系面臨之挑戰，不僅是目標數量大量增加，更在於威脅性質的轉變。傳統防空系統多以「攔截」載人戰機或來襲飛彈為設計基礎，對於數量龐大、體積較小且具高度機動能力之無人機群，應對能力有限。若該類無人機進一步具備空對空攻擊能力，其威脅將直接延伸至空域本身，使既有防空概念面臨極大壓力。在此情況下，以高成本平臺或防空飛彈應對低成本無人機，不僅效率有限，亦可能迅速消耗防衛資源；此種不對稱關係，正是空中纏鬥得以轉化為封鎖手段之關鍵條件。
在此背景下，我國防衛思維有必要相應調整。未來空域對抗將不再僅是平臺性能之比較，而更趨近於整體系統（system vs. system）之競爭，包括感測、指揮控制、無人機運用與作戰節奏之整合。因此，應加速發展具備人工智慧能力之無人機體系，並強化整體防空架構之系統整合與資源配置，以因應高頻率、低成本之新型態壓力。
本文所稱「封鎖」，並非指國際法上依戰時法正式宣告之封鎖，而係指未經正式宣告、透過持續性干擾與風險累積所形成之「事實上封鎖」（de facto block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