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薛健吾）
本文主要分析2026年內、外挑戰下中國外交工作的進展。首先探討中國外交工作的本質目的，接著分析近年來中國所面對的各種新的內、外挑戰，據此來對中國2026年內、外挑戰下的外交工作有進一步的理解。
一、中國外交工作的本質目的
在「地緣政治條件」和「國內政治需求」兩大因素的驅使下，許多分析認為，為了追求國家利益，中國的外交政策從1979年鄧小平改革開放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即出現了跨越不同領導人的高度一致性，也就是有一個長期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積極地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發展經濟、科技和國力，等待未來東昇西降後之「多極世界」的來臨，屆時中國將有更多不受西方國家限制的發展空間，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會透過各種外交手腕來爭取更多的夥伴支持，並防止一個圍堵中國崛起的反制聯盟的形成，這個大戰略可以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來概括。而另一個對中國比較具有敵意的解讀則是認為，中國具試圖取代美國、主導世界的長期戰略野心：隨著中國的實力愈來愈強，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將從「配合美國」，逐漸轉向「弱化美國」，再轉向逐步「建立自己的國際秩序」，最後以「取代美國、稱霸全球」作為其最終的理想，其核心目的就是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
為了達到這個最終目標，中國共產黨在外交政策上一定要長期進行的工作就是：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擴大影響力、大量投入對外援助爭取開發中國家的支持、持續倡導符合中國和其他非民主國家利益的「和平共處五原則」、 盡量避免使用武力來解決國際衝突，並持續透過外宣和統戰的方式來宣傳中國的政績並破壞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近年來，中國的對外經營又以「一帶一路」的推動為其集大成，透過大規模的投資和基礎建設，以及發展援助、優惠貸款、技術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等等方式，持續維持其於「周邊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關係。
二、中國近年來面對的新內、外壓力
中國從2008年以來開始面對新一輪的內、外壓力。在國內方面，自然環境的惡化、經濟成長的放緩、共產黨的腐敗，成為習近平執政初期的主要挑戰；在國際方面，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與日本之間升高的島嶼主權衝突，以及西方國家要求中國在國際治理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都是中國面對的新外部壓力。不過，在2017年川普上任之前，這些內、外壓力整體上對中國帶來的衝擊不甚嚴峻。
2017年1月，主打「反全球化」和「美國第一」的川普總統上任，與此同時，原本在美中關係之間扮演衝突緩衝器的各大美國企業，在中國一連串不友善的商業競爭措施之下，也開始減少了扮演衝突緩衝器的誘因。2018年的年初，美國以中國竊取技術、不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及不公平的貿易手段為由，開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2025年4月，川普進一步升級對中國的關稅，中國也開始對稀土的出口進行管制，兩國的貿易爭議延續迄今。
從2018年到現在，中美貿易戰對美國的主要影響是造成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對中國的主要影響是造成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衰退以及能夠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傳統製造業外移到東南亞和墨西哥。2019年的年底，新冠肺炎從中國流出到世界，重創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觀感。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中國對俄國提供支持，進一步引發「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反感。2022年8月，拜登政府開始對中國祭出科技封鎖，並分別在2023年、2024年加強封鎖力道。2023年初，「歐盟」對中國採取一系列「去風險化」的政策，對貿易合作和中國的投資與技術都實施更嚴格的審查。中國開始面對更為嚴峻的外部壓力。
2025年1月，喜歡用關稅和經濟封鎖作為談判籌碼的川普再度上任，並持續對中國採取關稅和科技封鎖，使中國在2026年所面對的各種內、外挑戰跟過往比較起來，更像是一個多重的內、外壓力同時存在且相互強化的棘手情況。一方面，美中戰略競爭持續升高，西方國家逐漸將競爭制度化，在科技、供應鏈、金融與投資領域全面展開；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經濟成長持續放緩、過去帶動經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開始崩盤、地方財政惡化、人口老化以及青年高失業率等問題也同時浮現，使中共必須要透過更積極的外交行動來努力改善外部環境，為國內經濟與社會穩定爭取更大的政策空間。中國2026年的外交工作努力，就在這重重的內、外挑戰中展開。
三、中國2026年內、外挑戰下外交活動的進展
在這種新的內、外挑戰之下，中國在2026年外交工作的進展，最凸顯的地方就是「高層外交」的活躍。根據中國國務院網站的公開資料，在2026年1至6月份，中國高層至少進行16次的出訪，而在外國領導人以及高層訪中的部分，包含美國總統川普、俄國總統普丁、韓國總統李在明在內，也有31次訪中的紀錄。
根據國務院網站的紀錄可以發現，2026年上半年中國的高層外交至少有三個特色：第一，歐洲各國的領導人密集訪中；第二，中亞與全球南方國家仍然是中國高層外交活動的主軸；第三，中國的外長王毅承擔了大量的安全與危機外交。這些特色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2022年之後，美、日、韓、紐、澳、印度等國對於中國的態度都快速地走下坡，那麼中國能夠積極進行的外交工作，就會很自然地放在其他三個重要的地方：第一個就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夥伴，也就是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也是「一帶一路」的主要參與國，主要包括非洲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第二個就是雖然是西方民主國家但與美國的利益卻不是那麼同步的國家，也就是「歐洲國家」；第三個就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戰略夥伴國，也就是普丁領導下的俄國。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經營，主要在於維繫和鞏固；中國對歐洲國家的經營，主要在於拉攏和分化；中國對俄國的經營，主要在於鞏固關係和管理衝突。
總結來說，中國在2026年上半年所進行的高層外交活動，基本上除了持續維持中國與各國之間的關係之外，也有試圖解決中國在2025年之後所面對的各種新的內、外挑戰的各種努力，以下依序分析之。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5月12至15日的川習會，對中國來說，來自美國的壓力在於關稅、科技封鎖和供應鏈外移，中國高層外交目的在於緩和中美衝突，並且避免與美國全面經濟脫鉤。
接著，來自歐洲的壓力在於各種對中歐經濟往來「去風險化」的審查，中國高層外交目的在於加強中國與各國之間的雙邊外交，以降低「歐盟」各國攜手一致對中強硬的可能性。
第三，來自印太地區的壓力在於臺海問題、南海主權爭議，以及印太國家彼此之間締結各種應對中國的同盟網絡的問題，中國高層外交目的在於持續強化中國與印太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與危機管理。
第四是來自中國國內的房地產崩盤與地方財政失衡所導致的債務壓力，以及人口高齡化與青年超高失業率的社會問題，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國高層外交目的在於穩定外資流入與鞏固出口市場，以努力維持其所需要的經濟成長。
第五是來自美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的壓力，以及來自印度的與中國競爭全球南方國家領導權的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全球南方國家成為中國所需的關鍵資源、能源與出口市場的重要來源，中國高層外交目的在於深化「一帶一路」與「南南合作」。
第六是重新維持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從2025年1月川普2.0政府執政迄今，號稱「兩國關係上不封頂」的中、俄之間在能源議題（中國採購俄國天然氣的價格與數量）、經濟議題（中國利用俄烏戰爭後俄國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取得更好的條件）和地緣政治議題（對中亞和北韓領導權的爭奪、對開發北極方式的不同意見，以及對俄烏戰爭的支持減少）上，都出現了新的衝突。特別是，俄國在2024年6月與北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此舉不僅使北韓能夠得到中國可能不願意提供的軍事技術，也可能促使美、日、韓加強安全合作，更重要的是，它還削弱了中國對北韓的「獨占性影響力」，對中、俄、朝三角關係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2026年5月19至20日習近平邀請普丁訪中，其顯示的是，在中、俄雙方共同抗衡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最高戰略利益的考量之下，兩國仍有高度的意願去管控彼此的衝突。2026年6月習近平訪問北韓與金正恩舉行會談，強調中國對金正恩的支持不變，也是中國試圖平衡其與北韓與俄國之間的三邊關係的努力。
四、結論
總結來說，在比較明確的「地緣環境限制」與「國內政治限制」之下，中國的國家利益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來說相當地明確，因此以追求和鞏固中國的國家利益為目標的「中國外交政策」，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會呈現出相當程度的一致性。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所呈現出的更為強勢的外交行為，僅僅是在手腕上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中共所要進行的外交工作以及所要達成的外交目標都是相同的，2025年之後的差別，僅在於中國因為其「國內問題的加劇」和「國際外交運作空間的限縮」，而使其被迫需要更加地投入在「拉攏全球南方國家」、「分化歐洲國家」以及「鞏固中俄關係」這三個工作上面，這也是在2026年的內、外挑戰下中國外交工作的進展與特色。在可預見的未來，只要中國所面對到的「國內問題」和「國際空間」沒有出現重大的改變，中國的外交仍然會持續努力投入在這三個重要的工作上面。
而在2026年中國外交的具體進展方面，對於「全球南方國家」來說，此時正是中國（最積極）、印度（次積極）以及美國（相對較不積極）在二戰以來最積極爭取和拉攏全球南方國家的時刻，全球南方國家自然會最大程度地利用這個局勢來向中國、印度和美國爭取最有利於他們的各種投資機會以及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安排；對於「歐洲國家」來說，在與中國交往是機會與風險並存、且美國的安全承諾也態度不明的情況之下，在不觸及美國的底線之前最大程度地與中國交往並利用中國的投資與市場，也是歐洲國家最為理性的選擇；而對於「俄國」來說，在共同抗衡西方的最高戰略利益考量之下，與中國的各種衝突議題都能在雙方的利益合拍之下控制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從這三個角度來判斷，中國2026年的外交工作所能夠帶來的效果，比較可能的情況就是持續維持中國與各國目前既有的關係，難以明顯改變各國對各個重要議題的基本立場與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