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國南海海洋調查活動的部署模式

發佈日期:2026-11-16

陳偉華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教授

2026年南海爭端呈現一項值得重視的轉變,海警攔阻、軍事演訓、環境治理措施與海洋科學調查,愈趨頻繁地在相同爭議海域交錯出現。中菲海上摩擦並未因2024年7月仁愛礁(Second Thomas Shoal)運補臨時安排而降溫,近年雙方仍在菲方補給任務中嚴峻對峙與危險接觸。2026年7月20日,雙方人員再次在仁愛礁附近發生肢體衝突,對事件起因與責任各執一詞。至此,南海地區呈現局部緩和與不同熱點重新升溫並存的動態。

菲律賓於本年7月底向聯合國提交黃岩島(中華民國稱民主礁;中國大陸稱黃岩島;菲律賓稱Bajo de Masinloc/Panatag Shoal,國際稱Scarborough Shoal)及周邊海域的官方海圖與座標,宣示其所主張的領海基線。在此一法律立場的正式表達後,中國對菲方措施提出反對,並在該島礁周邊持續海空巡弋與演訓。9月初,中國軍方於該島周邊進行海空聯合演習,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ISW)評估,中國可能藉此檢驗拒止外國航空器及船舶接近的能力。

在此起事件延燒期間,隸屬中國自然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海洋地質十號」綜合地質調查船於8月10日至9月7日間,在黃岩島附近呈網格狀航行,中國官方隨後於9月16日對外公布任務調查情況,作業內容包括單道地震、重力與磁力測量、走航海流、溫鹽水深觀測及地質採樣,並取得海水、生物、沉積物及海底岩石樣品。中國官方主張,此次調查可為該海域「綜合治理」提供科學依據;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則指稱調查船在其所主張的專屬經濟區活動且未獲研究許可。兩方敘述分別呈現科學治理正當性與沿海國管轄權爭議的不同框架。

儘管科研船尚難定性為軍事船舶,中國在南海進行海洋調查仍具有軍事意涵,其進行水文、地球物理及海底地形調查活動,蒐集資料具有海洋環境管理、災害評估、資源探勘及航行安全等民用價值,也可能被用於水下態勢感知、艦艇航行及作戰環境建模。因此,2026年黃岩島事件,可被視為檢驗中國南海新部署模式連結的重要窗口。

欲理解中國此項部署的轉變,必須回到南海的攻守平衡戰略。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在南沙部分控制島礁建設跑道、港口、雷達及防空、反艦等設施,形成可支援持續海空活動的前進據點。然而,這不代表中國在所有情境下,均取得壓倒性優勢,卻意味其在特定海域具備較高的監視、補給與拒止能力。當軍事基礎設施已經到位,直接動武的邊際政治成本反而可能高於低強度、可持續的海上存在。科研船與海警因此不必取代軍力,而是可能在軍事力量支撐下,將既有優勢轉化為平時管控。

此種部署的第一層意涵是國際法。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陸地領土是產生海洋權利的基礎,但島礁究竟屬於何國、能否產生專屬經濟區(EEZ),以及不同海域的管轄範圍,均須分別判斷。公約第246條原則上要求在沿岸國EEZ與大陸礁層進行海洋科學研究,須取得該國同意;第248條另規定事前提供計畫資訊。換言之,科研船在爭議水域的作業不只是技術活動,也可能成為權利主張的實踐場合。倘若一國未經另一沿岸國同意而持續調查,可能呈現對該國管轄權的挑戰;但是否構成違法或拒絕承認,仍須確認作業性質、確切位置及雙方主張,不能僅憑航跡推定。尤其公約第241條明定,科研活動本身不得作為海洋權利主張的法律基礎。

第二層意涵是治理論述的競爭。中國近年以珊瑚礁生態、污染監測與海洋環境調查,回應菲律賓在仁愛礁與黃岩島的活動,並將環境報告與海域治理正當性相連結。中國方面曾指稱菲律賓坐灘軍艦「馬德雷山號」造成生態損害;此屬具有爭議的官方歸責,仍需獨立科學資料檢驗。重要的不是預先接受任何一方的環境指控,而是辨識科研資料如何被轉化為政策語言:從「誰能駐守」轉向「誰有能力調查、保護並管理」。環境治理於是可能成為競逐行政正當性與規範解釋權的新場域。

第三層意涵則是水下安全。南海海床地形、水深、溫鹽結構、洋流與聲學環境,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基礎資料,也可能有助於潛艦航行、聲納運用及反潛作戰。在「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防務協議架構下,美、澳、英三國於 本年10月26日共同宣布,美國海軍維吉尼亞級(Virginia-class)快速攻擊核潛艦「科羅拉多號」(USS Colorado, SSN 788)將成為首艘正式派駐澳洲西部的核潛艦。隨著區域水下活動與反潛能力競爭受到重視,海洋環境資訊的戰略價值更為突出。不過,「具有軍民雙重用途」的科研船頻繁出現在南海,並不等同特定航次已執行軍事情報任務,兩者仍須透過設備、航線、作業海域及機構關係加以辨識。

從上述的思考,中國科研船的新模式,並非單一的「偽裝軍事活動」,而其背後具有是更複雜的功能意涵。在爭議海域反覆測量,累積海洋資料。以環境調查報告提出治理敘事,與海警巡弋、島礁基礎設施及行政措施在時間與空間上相互呼應。以2026年黃岩島為例,值得檢驗的不只是「海洋地質十號」的網格狀航跡,更是其調查成果是否進入官方治理文件、是否與海警部署形成固定節奏,以及是否逐漸複製到南沙其他爭議海域。

最後,本文聚焦2026年南海科研調查相關事件與航次,探索其軍事和政策意涵,本文後續建議我方可以建立船舶部署及官方資訊發布的事件紀錄,建立科研航次、海洋資料、法律許可及官方環境報告的交叉監測機制,比較黃岩島、仁愛礁及南沙爭議海域,與在越南油氣區塊等調查活動,以歸納中國海洋調查活動是否呈現固定海域重複測量、爭議事件期間加密部署的主要特徵,並對照其將該套模式複製於台灣東部海域的模式,予以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