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兼任副教授黃秋龍）
中共第20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全體會議於今（2024）年7月15日至18日舉行，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簡稱：《決定》)。由於會議情勢面臨大陸經濟放緩、房地產問題未解決、地方政府債臺高築、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低迷，以及各地出現水澇災損等問題。雖然，該會並未如有關方面預期，宣布「救市」與經濟振興方案。然而，同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建議。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講話，不僅表明「增強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態勢」與「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相互交集；同時也為實踐《決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良好外部環境」，以及持續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主政以來，對涉外法治工作做出之系列決策部署。
2023年11月27日習近平在20屆中央政治局第10次集體學習時，從「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對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等做出重大部署」。由此看來，不僅可見當前中共涉外法治工作，呈現多重表現樣態，而且也投射其所認知的戰略態勢。首先，在安全範疇認識上，「深刻認識和把握新征程加快推進涉外法治工作的緊迫性，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亦即係政治傳統安全複合發展利益非傳統安全之安全複合論。其次，在實踐層面上，堅持統籌內外部安全，宣稱「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落實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要求，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再者，為營造「中國式現代化」良好外部環境，「大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加強對外交流合作，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顯然，當前中共涉外法治工作，係從總體國家安全觀，實踐《決定》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然而，從唯物辯證主義觀點看來，真理中包括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內容。從而，世人仍可進一步檢視「中國式現代化」，在涉外法治工作進程之可能變數。
習近平在第20屆3中全會說明《決定》討論稿指出，稿錨定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重點部署未來5年的重大改革舉措，在內容擺佈上有「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決定稿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到更加凸出位置，圍繞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實質上，對中共當前涉外法治工作而言，既要圍繞發展和安全雙重顧慮，又得全面深化改革營商環境。故而，呈現面寬底嚴矛盾態勢，亦即既須嚴肅以對「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機制；健全貿易風險防控機制」；相對的，又得寬鬆以應「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體系，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從而，正由於中共當前涉外法治工作面臨如此矛盾特殊態勢。《決定》乃明確提出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制定反跨境腐敗法，完善監督法，修改監察法，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可想見的是，中共部署重要舉措和任務要求，還得涉及諸多法律制定、修改、廢止、解釋、編纂，以及相關授權、批准等填補制度空白工作。同時，在涉外法治工作，又得「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強調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
固然，涉外法治工作可用多重政策性形式進行表述；實質上，從辯證觀點看來，形式內容經常呈現相互對立，甚至背反狀態。據今年2月18日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數據顯示，外國企業2023年對大陸直接投資僅為330億美金。就形式上觀察，不僅已降至自1993年以來最低水準，且與2022年同比暴跌82%。甚至，表明自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及涉外法治營商環境頓挫。然而，卻有不同的辯證內容。今年8月2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商務部代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李詠箑表示：「對外貿易質升量穩，上半年貨物進出口21.2兆元，增長6.1%。服務進出口3.6兆元，增長14%。貨物和服務進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13.9%」；「商務部對1.6萬家重點外貿外資企業調查顯示，超七成企業預計全年出口有所增長」；「不斷優化營商環境，上半年新設外資企業數量達2.7萬家，實際使用外資4,989億元。」上揭形式與內容存在著對立，正反映著所謂的「新領域新實踐需要推進制度創新、填補制度空白」，以及「推動高品質發展面臨的凸出問題依然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矛盾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