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 蔡東杰）
如同眾所周知，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向來是美國外交政策傳統之一，其背景乃建國初期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等開國者所確立之原則，至於1823年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則是重要代表。嚴格來說，所謂孤立主義其實是中小國家理性之避險（hedge）選擇，基本上符合美國建國伊始之國際地位，問題是，一旦成功崛起（rise）以致躋身大國之林，此種政策顯然就有修正必要，這也是從1904年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巨棒外交」（Big Stick Diplomacy），到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在1917年帶領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心路歷程。必須指出，美國的遠離孤立主義並非一帆風順，從1920年拒簽《凡爾賽和約》與《國聯盟約》到整個1930年代便是一例，無論如何，自從1941年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華府的全球霸權戰略投射終於壓倒孤立主義。
儘管如此，自2016年川普參選總統以來，以「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為口號之一股新孤立主義（new isolationism）浪潮隨即隱約成為輿論主流，從2020年迄今即便政黨輪替，拜登對外政策並未真正改弦易轍便可一窺端倪，當然，特別是隨著川普於2024年再度入主白宮，此種以服膺狹義國家利益為主，並將提供國際公共財（藉由同盟網維繫世界秩序）視為次要之「去價值化」想法，無疑將主導未來4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此次川普將不再存在連任壓力，更可放手一搏去「做自己」。
作為當前利益重心，未來美國對「中」與東亞政策將動見觀瞻。首先，自2018年以來的美「中」貿易戰將繼續深化以競爭為主之雙邊關係；其次，由於降低對提供公共財之興趣，美國對傳統盟友之援助將由「義務」轉向「交易」性質，例如日韓或將繼續分攤更多比例之防衛費用，至於台灣則因可提供收入也將獲得更多之「軍購」機會；第三，延續2018-19年與金正恩3度會面經驗，川普或可望再次介入北韓議題，事實上，過去2年來平壤的積極挑釁也不無押寶川普，為未來累積談判籌碼之意味；最後，川普與俄羅斯的「曖昧」關係或將浮上檯面，只不過尚未能確知其互動之主要議題所在。
總的來說，美國之邁向新孤立主義或難以回頭，甚至在川普再任後將呈現加速狀態，這對於自冷戰以來「由美國帶領並以價值觀為核心」之世界秩序，勢必埋下引發一波「川普震撼」（Trump Shock）之伏筆，亦是當前所有與華府關係密切者憂心忡忡之處。以東亞為例，長期以島鏈作為分界線之地緣格局，是否將徹底改觀？以實際利益而非價值差異為主之美「中」競爭（尤其前者未必存在零和性質），未來將呈現何種面貌？一旦美國確認將走向「義務遞減」發展，其與傳統盟友之關係將如何調整？當然，即便美國真的重返孤立也不可能一蹴可幾，這將讓華府的對外政策浮現「兩面性」，致使「戰略模糊」不可避免，但若同時面對北京持續擴張，此種模糊兩面性將如何影響東亞國家在兩強之間的抉擇？從某個角度來看，川普的再度當選乃是前述一連串問題的起點，至於其發展則有待大家一起拭目追蹤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