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嚴震生)
目前媒體及學者對國際關係中高峰會的認知，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屬於大型國際組織如G7、G20、金磚國家(BRICS)、亞太經合會(APEC)、東亞峰會(EAS)、上合組織(SCO)等的年度峰會，另一個就是各國領導人或是國事訪問、或是因為有重要的議題需要協商討論，所舉行的一對一小型峰會。前者無須贅述，後者在上個世紀有許多著名的例子，包括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莫斯科，與當時的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峰會，或是1986年兩國領導人雷根(Ronald Reagan)及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在冰島雷克雅未克舉行的峰會(Reykjavik Summit)，當然也有卡特(Jimmy Carter)與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chem Begin)及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達成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的峰會。
本世紀重要國家領導人在上述大型國際組織會面的機會大幅增加，他們在多邊峰會見面時，往往有更多的場邊會外會(sideline meeting)，因此儘管不時仍有這些場合以外的一對一高峰會，但受到重視的程度相對不如過去。不屬於這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會面反而成為例外，如2018年兩韓領導人文在寅及金正恩在半年內的3次峰會、或是川普與金正恩在2018-2019年分別在新加坡及朝鮮半島非軍事區板門店的2次峰會。它們之所以受到重視，乃是因為北韓是一個不屬於任何區域性國際組織的放逐國家(pariah state)，及金正恩平時不太可能與西方國家領導人會面的國際現實。
至於國際組織場邊會外會的安排，提供了高峰會以外的一對一談話（事實上是一國領導人及另一個領導人的整個團隊）的機會。同時如果時間允許，參與國領導人可以在一次的多邊高峰會與多個國家領導人舉行場邊會外會。更有趣的是今年APEC會議於11月15至16日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休息1天後，同屬於APEC及G20的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印尼及澳大利亞國家領導人，又要於11月18至19日在同一個區域的巴西里約G20峰會見面。這與去年9月6至7日東亞高峰會(EAS)在印尼雅加達舉行，兩天後的9月9至10日，許多領袖又移師到印度新德里的情況類似。只不過去年中國大陸兩場的峰會都由總理李強出席，而不是按慣例總理出席前者、國家主席出席後者。美方的拜登也僅有出席G20，EAS則是由賀錦麗代表，因此兩國領導人並未在這兩場峰會見面，不過他們在兩個月後美國舊金山舉行的APEC峰會有場邊的高峰會。無論如何，中共領導人與國際強權及區域內重要國家領袖定時在國際高峰會進行場邊的會談，透過溝通及對話以強化關係、化解矛盾，是穩定多變國際關係的正面機制。
習近平在今年APEC峰會的場邊雙邊會談對象，包括先抵達秘魯國是訪問時的該國總統博魯阿爾特(Dina Boluarte)，及拜登、石破茂、尹錫悅、泰國總理貝東塔(Paetongtarn Shinawatra)、新加坡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紐西蘭總理盧克森(Christopher Luxon)、智利總統博里奇(Gabriel Boric Font)等7個國家的領袖，其中後4者不會出席G20峰會，因此習近平趁APEC的場域與其見面，是可以預期的。雖然拜登即將下臺，但美「中」國際地位非比尋常，兩人又有一年未見面，如果等到G20反而容易引起無謂的臆測。日本石破茂剛上臺，希望釐清兩國關係、避免誤判，也能理解。至於與尹錫悅的見面，或許和近期北韓出兵烏克蘭及朝鮮半島情勢緊張有關。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習近平在G20還要與英國、德國、及法國等歐洲國家領導人見面，時間不容易安排。
在里約的G20峰會中，習近平果如預期地和幾位非APEC成員國的領導人如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德國總理舒茲(Olaf Scholtz)會面，另外他也和同屬APEC及G20的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及墨西哥總統薛恩鮑姆(Claudia Sheinbaum)舉行雙邊會談。印尼總統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雖然也是今年才上任，但已在11月初先到北京訪問，與習近平見過面，因此雖然普拉博沃同時出席這兩個峰會，就沒有安排兩人的場邊會談。
拜登親自出席這兩個峰會，但由於他早已是跛鴨總統，原本應該完全受到忽視，不過由於美國仍是第一強權，與會國家領導人禮貌性地與他打招呼，而習近平與拜登的峰會算是後者南美行的亮點。此外，這次出席APEC的石破茂、黃循財、貝東塔和G20的史凱爾及薛恩鮑姆都是今年新上臺的國家領袖，習近平與他們進行場邊會談，當然是希望為未來互動奠定穩定的對話基礎。
整體來看，幾個參與兩個峰會面臨到領導人新上臺（英國、日本、墨西哥、泰國、星加坡）、現任總統或總理在國會選舉中被弱化（法國、韓國、印度、南非）或是即將下臺（美國、德國）、或是被制裁不能出席（普汀）等情形，相較之下，習近平的地位顯然具有更多的延續性，這或許說明他在這兩個峰會中，展現高度的領導角色。
不過，我們較為重視的仍是這些一對一的會談中，是否有涉及臺灣的議題。中共媒體所揭露的習近平與黃循財對話方面，引發爭議的是「中」方媒體報導黃循財表示支持一「中」原則的談話，我方認為星方事實上與美國立場一樣，有所謂的一「中」政策，而不是一「中」原則。在外交部表態質疑後，新加坡確實承認該國採取一「中」政策，但同時也公開反對臺獨，這和美國長期以來表示不支持臺獨有所不同。
習近平與石破茂的會談中，他期盼日方能夠妥善處理好歷史及臺灣等重大原則問題，石破茂則表示日本堅守雙方1972年雙方建交時的聯合聲明立場不變—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日本也充分理解並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臺灣為前者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這個立場。在石破茂說出北京想要聽的這段話後，自然就提出經濟相關議題，包括雙方的經濟高層對話、「中」日經濟不應脫鉤、包括環保議題在內的多方合作、以及中共對日本水產進口的恢復等。日本基本上是美國盟友，因此石破茂將長期以來北京強化軍事力量，在東海及南海擴大海洋活動視為問題，他向習近平表示對中共在日本周邊的軍事活動感到極為擔憂。如果石破茂能夠促使中方開放日本水產進口，又能表達日本國防安全的憂慮，對於他留任首相當然有所助益。不過，這並未將兩個月後川普上臺後的美國因素納入考量。
至於即將下臺的拜登，在其畢業前與習近平的會面中，追溯兩人見面的時間及地點，指出雖然可能對許多議題看法不同，但雙方一直都是坦誠及直言不諱，雙方雖然有競爭，但都能盡量避免走向衝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臺灣在內的國際媒體，竟然對拜登的一個用詞完全沒有評論。拜登在開場白中意外地用了alliance、隨後又補上relationship來形容美中關係：「我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盟邦，或是最重要的關係；我們如何互動相處，會衝擊到全世界。」(W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or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And how we get along together is going to impact the rest of the world)。如果這是口誤，或許白宮的新聞稿可以稍做修正，但顯然拜登在逐字讀稿，因此最後是全文照登。
臺灣最關心的兩大強權對臺灣的論述，習近平仍然堅持「一中原則」，高舉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並指出臺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及發展權利是「中」方的四條紅線。他還強調，臺獨分裂行徑與臺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美方若思維護區域和平，關鍵就是要認清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的臺獨本性，謹慎處理臺灣問題，明確反對臺獨，支持中共和平統一。後兩者是北京近年來企圖迫使美國改變其「不支持臺獨，希望兩岸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議」之說法，但拜登並未妥協。
不過，拜登表示會持續奉行「一中政策」，並且提出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共體制，不尋求透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共，不支持「臺灣獨立」，不尋求與中共發生衝突，不會利用臺灣問題與中共競爭的「六不」。這樣的說法弱化「臺灣牌」在美「中」競逐間可扮演籌碼的份量，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