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 鄒文豐)
今年7月24日爆發的泰國與柬埔寨邊境戰事，在東協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總理安華積極斡旋下，已於7月29日零時停火生效；這場軍事衝突既根源於19世紀西方列強殖民亞洲的歷史，經過百年發展，也曾引發泰柬雙方多次外交摩擦和武裝對峙，此次是繼2011年兩國發生長達一週的交戰後，最大規模的一場衝突，而在當前「中」美戰略博弈態勢加劇背景下，對東亞地緣戰略變化，以及中共「周邊外交」動向，更有其值得觀察之處。
北京當局對於此次泰柬衝突的態度，雖與處理其他地區衝突的外交立場大致相同，但正因為如此，加上其相對低調謹慎的外事作為，反映中共在面對周邊地區安全危機時，角色可能尷尬、策略可能侷限、作用可能空泛，而這或將成為北京當局日後強化「周邊外交」作為的經驗檢討。
首先，在中共的立場表態和具體工作方面，泰柬戰事爆發後，中共外交部在當日的記者會回應媒體提問表示，泰國和柬埔寨都是「中」方友好鄰邦，「中」方對事態發展深感擔憂，冀雙方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問題，「中」方將繼續做勸和促談工作，為推動緩局降溫發揮建設性作用。次日外長王毅在會見東協秘書長時亦提到，對泰柬邊境衝突感到擔憂，讚賞並支持東協輪值主席國積極開展斡旋努力，推動對話協商和政治解決。
之後，7月28至30日，中共外交部仍是透過記者會方式，對外重申其立場和說明外事作為，包括繼續與柬埔寨、泰國保持密切溝通，積極勸和促談；對馬來西亞促成泰柬領導人會晤並達成停火共識表示讚賞和歡迎，特別指出將支持馬來西亞繼續發揮東協輪值主席國作用，以「東協方式」繼續推動政治解決。而最主要的作為在於，結合事態發展進行多輪傳話，派出外交部亞洲事務特使兩次穿梭勸促，與馬來西亞保持密切溝通，派遣「中」方代表(駐馬國大使)出席泰柬領導人吉隆坡會晤，以及由副外長孫衛東邀請柬埔寨和泰國代表在上海舉行三方非正式會晤，並稱目的是推動泰柬落實停火共識，為儘快恢復邊境和平穩定創造條件。
其次，針對中共此番所表達立場的分析，可知基於泰國與柬埔寨均和大陸關係密切，尤其柬埔寨是首個與中共簽署「命運共同體行動計畫」的國家，包括2023年9月的《構建新時代中柬命運共同體行動計畫(2024-2028)》，以及2025年4月的《中柬關於構建新時代全天候命運共同體、落實三大全球倡議的聯合聲明》，北京不願因調停開罪任何一方，除有動輒得咎的尷尬，從泰國原本不願接受第三方調停的態度亦可判斷，泰方對中共可能偏袒柬埔寨存有疑慮，使得北京僅能以維護「東協中心性」為由，支持馬來西亞斡旋，其中更有難以言明的尷尬。
再次，就中共此次勸和促談作為的觀察，北京方面顯然忽略泰柬邊境情勢自5月下旬即有升溫跡象，零星交火不斷，直到戰事爆發只能應急以對，即使中共常自揚與泰柬關係緊密深厚，但仍未能掌握地區安全風險形勢，導致必須拱手讓出居中斡旋的機會，否則泰柬衝突將是中共甫於今年5月30日成立的「國際調解院」，初試啼聲、發揮「相對公正」處理國際爭端功能的大好機會，但最終卻先後被美國總統川普運用「關稅施壓、外交調停」策略，以及馬來西亞憑藉東協輪值主席國身分斡旋成功，剝奪原可獲致的外交成果。
最後，由此顯示的是中共對於應處周邊地區安全事態，在可操作手段上的限制，並將連帶影響其實質作用。畢竟北京當局「周邊外交」政策，其推動方式幾乎都集中於以經貿合作、投資建設，鞏固並深化與地區國家的關係，而不願以較公開的方式介入地區事務，儘管中共常因滲透他國政黨，意圖影響政治過程受到詬病，但對化解地區安全風險缺乏有效政策工具亦為事實。
是以，此次泰柬衝突國際調停過程對中共的最大啟示，或許是如中共涉外智囊王逸舟在2010年提出的，須以「創造性介入」概念增列「周邊外交」的可操作性策略，是否將有具體發展，即可從後續中共對東協國家外交舉措，作為重要觀察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