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對中共推動「教育強國」建設評析

發佈日期:2026-06-09

壹、前言

中共各級相關部門、機構自2023年起,根據習近平「二十大」政策指示,積極開展各項「教育強國」工作。特別是2023529日,習近平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教育強國」進行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建設「教育強國」在中共發展全局的戰略定位,強調建設「教育強國」務須「以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功能」。中共各級政府、各部門遂更著力深化開展分項任務,揆其要點包括:一是聚焦基礎教育的基點作用,推進並普及優質學前教育,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與城鄉一體化,既期夯實學生知識基礎,亦須激發彼等崇尚科學探索性、創新性思維品質。二是聚焦高等教育的引領作用,將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與優勢學科作為重中之重,全面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其中尤須針對世界科技前沿與中共重大戰略需求,加速推進科研創新,不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和人才培養質量;與此同時,亦致力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等工作。三是聚焦非學校教育的溢出效應,加快扭轉教育功利化傾向,俾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大國,持續提高國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資源開發水平。[1]謹將中共開展推進「教育強國」戰略相關實況,綜合彙整如次,藉供參考。

 

貳、中共近年推展概況

中共「教育強國」既然旨在提高教育水平、促進創新、改進教育體制,並培養更多高素質人才。中共教育、科技等相關部門即據此積極展開工作部署,冀圖建設更強大教育體系,以實現「教育強國」戰略目標,培養更多的高素質人才,提高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歸納其重點建設面向,可分為:

一、進一步增加教育經費

中共為期改善學校設施,提高教育資源的可及性,遂逐年增加教育預算以提高對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資。如根據中共和國際組織提供的教育經費比例數據,其中2010中共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61千億美元,教育經費佔GDP比例約為3.9%~4.1%間;2020中共GDP約為154千億美元,教育經費佔比約為4.1%~4.3%間。儘管幅度相對較小,但是中共致力於確保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得以提高,有助於提高教育質量和改善教育資源可及性,並為學生提供更多就學機會。2025年中共教育部收支總預算更首次超過6,880億元(人民幣,下同)。[2]

二、妥適提高教師待遇

中共為吸引、保留優秀教育工作者,除提高教師薪酬水平,改進教育培訓外,並提供更多的專業發展機會。此等政策舉措旨在提高優秀教育工作者專業水平,並確保渠等持續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具體作法為:

(一)增加薪酬水平:通過提高薪資標準、調整薪酬結構,或者提供特別的教育津貼和獎金等方式,實現提高教師基本工資、津貼和獎勵等薪酬目標。增加薪酬將可提高教師群體生活水平,同時增強其工作動力,始之更有意願投入教育工作。

(二)改進福利保障:提供優厚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和退休福利,以確保教師及其家庭獲得必要支持與保障。此舉將有助於減輕教師經濟壓力,使期更專注於教學工作。

(三)專業培訓發展:提供持續的專業培訓和發展機會,包括教育新技術、教學方法、課程設計等方面的培訓,以提高教師教學技能及知識水平,裨使教師緊貼教育領域最新發展。

(四)職業晉升機會:創建公平晉升制度,使教師有機會於教育生涯晉升至更高職位。此將鼓勵教師不斷提升自身專業水平,並為未來教育領導層提供優秀備選名額。

(五)教育研究創新:通過經濟獎勵、研究資金、教育創新中心等方式,提供研究經費和政策支持,鼓勵教師參與教育研究與創新項目,進而實現促進教育領域持續進步現實需求。

(六)招聘培訓師資:實行有針對性的師資招聘計畫,吸引優秀高校畢業生進入教育領域,並提供相關培訓計畫,使之快速適應教育工作。[3]

三、致力拓展高等教育

中共持續深化發展高等教育體系,增加大學與研究機構規模、數量。同時,通過提高教育質量、國際化教育、合作和創新,以滿足學生需求,從而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和國際競爭力。此舉對中共推動經濟永續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具體措施包括:

(一)增加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與規模:中共積極擴展高等教育體系,通過規劃組建新興大學城和教育園區以設立新大學、學院、研究機構,如北京大學城、上海松江大學城等,該類地區集中多所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各種學術專業,適可滿足不斷增長的學生需求。

(二)強化高等教育質量:中共強調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並實施系列措施,如提高教學標準、優化課程設計、加強學術研究和科研項目等。這有助於確保學生獲得高質量的教育,並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更具國際競爭力。

(三)加強國際化高等教育:積極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深度與廣度,通過擴大吸引國際學生與學者,並提供多語言課程等途徑,加緊提高中共高等教育的國際聲譽。另方面,督促各大學開設英語授課的學位課程,提供國際學生獎學金,以促進跨國交流合作。

(四)推進海內外高等教育機構協作計畫性開展大學與研究機構積極同海內外高等教育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推動教育項目及科研合作,藉以提升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與創新能力。

(五)重視職業教育與技術培訓:除傳統大學教育外,中共相應加強職業教育及技術培訓,加速培養技術工人與職業人才,藉此為產業升級、創新發展,提供人才挹注。

(六)開展網絡教育與遠程教育運用現代技術和網絡資源,針對偏遠地區和非傳統學生族群,積極落實網絡遠程教育,俾為該等群體提供更多學習機會。[4]

四、著意發展多元教育

多元化教育係屬涵括多種教育方式與方法的教育體系,旨在滿足不同地域、階層的人群需求,從而提高教育普及性與彈性,主要採用在線和遠程等多種教育方式。如一是在線教育,即通過互聯網提供教育,內容包括在線課程、視頻課程、虛擬教室等,此種教育方式可使學生於自身選擇的適合時間與地點實現學習,並通過互聯網資源獲取教材和教學內容。二是遠程教育與農村教育,通常包括書面材料、郵寄課本、教學電視節目和互聯網資源,以及遠程學習資源訪問高質量的教學方式,開展的高度靈活教育途徑,俾使學生得於遠程學習中自主掌握知識,並通過郵寄或網絡交流與教師互動。[5]三是混合式教育,即充分結合傳統面對面教學與在線教育,學生既可參加實體課堂,同時亦能運用在線資源進行自主學習,從而提供更具彈性的學習方式。四是成人教育,屬於多元化教育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針對成年學生的教育項目,如職業培訓、社區大學、夜校和在職進修課程,俾益於成年人繼續學習及提升職業技能,並提供實際職業培訓機會。五是特殊需求教育,主要針對具有特殊需求學生,如身心障礙、英語學習者和有學習障礙等學生而提供的教育,教育系統藉由採用不同教學方法與資源,滿足每個學生的獨特需求。[6]

五、加強職業技術培訓

側重職業教育與技術培訓實為中共「教育強國」的重要教育領域之一,旨在培養更多的技術工人和技術專家,提供實際的職業培訓,以支持產業升級和促進經濟創新。有關職業技術培訓的詳細舉措如次:

(一)教學目標與課程設計

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的主要目標是為學生提供實用的技能和知識,冀使彼等能於特定職業領域中就業,包括建筑、製造、醫療保健、信息技術、工程等各種行業,故其目的顯係通過培訓技術工人與技術專家,相應深入支持行業提升發展競爭力。另則,職業教育課程通常針對特定職業或行業的需求而設計,並涵括實際操作、技術培訓、職業技能和相關的理論知識。通過課程學習,使學生具備實際應用能力,並為彼等職業生涯預做準備。[7]

(二)提供實習機會與資格認證

職業教育通常包括實習與實踐機會,讓學生能夠在實際工作環境中應用所學技能,進而協助學生獲得實際工作經驗,建立同相關職業業界的直接聯繫,並提高就業競爭力。舉凡完成職業教育與技術培訓課程的學生,教學部門須協助其獲取相關認證或資格證書,該等證書具備足茲證明授業學生技能和知識水平的正式效力,並輔導學生順利就業。

(三)推動行業合作與終身學習

職業教育機構與相關行業、企業建立合作關係,以確保培訓內容符合實際需求,且合作項目須具備提供實習機會、資金支持和培訓資源共享,裨益學生學以致用。與此同時,通過培訓技術工人與技術專家,向企業提供實際所需的高技能勞動力,促進新技術應用發展,有助於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此外,並強調終身學習的重要性,鼓勵工作者在職業生涯中不斷提升自身知識與技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8]

六、致力推促教育改革

改革教育體制係屬綜合性的過程,旨在改進教育體制,提高學校的自主管理權,並推動教育內容和方法的創新,使教育體系更加靈活、適應性更強,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學習需求和社會發展的挑戰,其成功與否,將直接關聯提高教育質量、促進創新和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學生的關鍵。有關中共現階段教育改革內容,列舉如下:

首先側重提高自主管理權。蓋教育改革通常包括賦予學校更多自主管理權,俾使學校能夠更靈活制定課程、招聘教師、管理預算,以及制定教育政策。同時鼓勵學校自主推動國際化教育,以協助學生更好地應對全球化挑戰。此項改革將有助於提高學校的反應速度,以滿足學生與社區現實需要,以及積極邁向國際交流和合作的世界潮流。[9]

其次著力改革教育品質與課程內容。改革包括重新評估教育內容和課程,以確保其符合現代社會和經濟的需求,具體方式包括更新教科書、引入新的課程,以及強調跨學科和實際應用知識的學習。同時將輔以創新教學方法和技術,亦即教育改革鼓勵教師使用新的教學方法和教育技術,如運用數位技術、在線學習平台、問題導向學習等創新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效果。[10]

三為促進評估和監測體制改革。中共當前推動的教育改革重點內容之一,包括重新評估學生、學校的評估與監測體制,包括採行更具多元性評估方法,如專案作業、口頭報告和實地考察,以取代傳統的筆試。再依據考評結果,給予必要的師資培訓與專業發展,並提供教師持續學習機會,以確保師資陣容符合最新的教育趨勢與最佳實踐。[11]

再者為更新教育政策和法規。教育改革著重修訂或更新相關的教育政策和法規,甚至通過頒布新的教育法律或制定相應的法規指導,以反映新的教育目標和需求。並鼓勵鼓勵家長、社區共同參與學校管理及教育決策,以確保教育體系更貼近當地需求。

七、著重發展素質教育

突出素質教育可謂係兼容「教育強國」重要理念之一,其強調培養學生的整體素質和人格特徵,而非僅僅是傳統的知識灌輸。該教育方法旨在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創新能力、批判思維、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社會責任感和生活技能。

(一)整體發展和創造創新:主要著重素質教育強調學生的整體發展,包括心智、情感、道德、社交和身體等多個方面,教育目標不僅是傳授知識,亦包括培養學生的品格、價值觀和情感智慧。此外,素質教育鼓勵學生發展創造力和創新能力,使學生能夠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尤其是通過開放性的問題解決、探索性學習和藝術和文化活動,具體實現學生新觀點與解決方案。

(二)批判思維與社會責任感:鼓勵學生發展批判性思維能力,學習評估信息、提出問題、分析複雜情況,並在不同情境中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判斷。與之同時,著重教導學生關注社會與環境問題,並培養社會責任感,鼓勵學生參與志願活動、社會服務項目和社區參與,以改善社會和促進公益事業。

(三)發展個性與生活技能:尊重和關注學生的個性發展,鼓勵發掘本身興趣與天賦,裨益培養學生自尊自信。另方面,亦強調教授實用生活技能,如溝通、人際關係、時間管理、解決衝突、財務管理等,協助學生應對往後的個人與職業生活。

(四)多樣學習與重點評估:著重提供多樣化學習機會,如藝術、體育、音樂、戲劇、科學實驗等,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和興趣。同時配合關注掌握知識的評估方法與素質發展,評估方式可包括口頭報告、專題研究、藝術品創作等,俾通過全面性、人本主義的教育方法,強調培養學生多元能力、發揮潛在本能,以應對現代社會挑戰。[12]

八、提高農村和貧困地區教育資源

提高農村和貧困地區教育資源是中共重要教育政策,不斷提高對該等地區進行教育投資,改善學校設施與資源,從而確保該等地區學生能夠獲得相同的優質教育,減少城鄉教育差距。

(一)增加投入與改善設施:中共持續增加對農村與貧困地區教育的財政投入,提供更多經費以改善學校設施、提供教材和資源,確保資金被用於改善農村與貧困地區學校的基礎設施,如建設新的教室、圖書館、實驗室、運動場地和飲水設施等,務使提供學生更適合學習的環境與條件。

(二)提供優質教育資源:中共致力於確保農村與貧困地區學校的師資、教材資源優質,包括派遣優秀教師赴農村與偏遠地區,提供適合當地學生的教材,以及提供專業培訓機會。同時充分推動運用遠程教育和在線學習,透過現代技術與互聯網資源,擴大農村與偏遠地區學習機會。

(三)推進農村教育改革:積極且持續實施改進農村學校管理、提高農村教育的品質、推動農村學生學業發展的農村教育改革,中共並通過提供獎學金和學費減免,以減輕貧困家庭經濟壓力,確保每個學齡者都能接受教育。此外,通過全社會戮力倡導教育公平,於關注城市地區教育的同時,亦深刻關注農村和貧困地區教育,以確保每個學生都有平等的學習機會。[13]表單的頂端

表單的底部

綜觀中共2023年採取的種種「教育強國」措施,依舊高度堅持教育對象的思想正確性、技能創新性,畢竟「人是政治文化的主體」、「不僅因為人是觀念、思想和理論的創造者,而且還因為人也是現實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關係的創造者和主體」,[14]足證中共始終認為國家的政治文化或政治制度與教育間關係密切。教育發展非僅無法回避或排斥教育與政治、教育與意識形態間的聯動關係,且更須使此種關係有助於促進人的發展與國家發展。教育中意識形態的關鍵是信仰、價值觀、取向等方面的認識與定位,教育政策則是「對價值觀進行權威性配置」,準此可知「政策是關鍵」。[15]中共認為建設「教育強國」必須具完善且可行的教育政策體系,必須確保「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此亦涉及教育與政治間的關係,涉及國家權力與教育體制間的關係。[16]中共試圖以跨越式發展建成世界最大規模的教育體系,率先在世界人口大國普及公平的全民教育,使國家教育總體水平躍居世界領先水平,而且加強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中共教育邁向世界頂端。[17]

 

參、「教育強國」面臨缺失與挑戰

中共舉全國之力深化習近平關於「教育強國」戰略要求,其旨固在提高教育水平,培養更多的高素質人才,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競爭力,並促進社會穩定。無庸置疑者為中共對此確實取得相當成效,然而「教育強國」戰略同樣面臨若干無以迴避的體質缺失與現實挑戰,某種程度削弱,甚至扞格該戰略推動進程。

一、城鄉教育不均窒礙難解

儘管中共已然採取諸多措施,積極改善農村與貧困地區的教育水平,但是城鄉教育不均問題依然存在,亦即城市和農村地區間在教育資源、教育機會和教育水平方面出現差距,城市教育資源與師資優勢過於明顯,導致城鄉學生間依舊存在深刻不平等現象。此問題若無法獲得妥善解決,將可能削弱「教育強國」戰略關於提高整個國家整體教育水平目標的實現。[18]

(一)教育資源嚴重不均:一方面城市往往擁有更多教育資源,包括優秀師資、現代化學校設施、豐富教材與課外活動,相比之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就相當有限,學校設施較為簡陋,教材和教學資源不足。另方面,優秀教師更傾向於在城市地區工作,畢竟城市地區有能力提供更優渥薪酬、生活條件及職業發展機會,相對導致農村學校普遍缺乏高質量的教育工作者,影響學生學習效果。

(二)教育經費與經濟差距:城市政府通常擁有更豐厚財政資源,以茲用於提高教育經費。農村地區的財政資源向即有限,甚至部分地區屢屢捉襟見肘、無以為繼,更遑論提供足夠資金以改善教育設施與資源。另則,農村地區家庭經濟普遍拮据,貧困家庭更是常見,結果不但難以支付教育費用,更易導致部分學生輟學或無法接受優質教育。三者,農村學校長期存在課程與教學資源不均弊病,殊多課程內容和教學資源遠遠不如城市學校豐富,直觀影響學生學習機會與發展效益。

(三)城市化帶來的流動部分農村人口由於城市化而轉移,直接導致農村學校學生數量減少,相應致使學校關閉或合併,同樣影響農村教育品質與可及性。儘管中共年來採取系列解決城鄉教育嚴重失衡的政策措施,如增加對農村地區教育投資、改善師資培訓、提供經濟援助、加強學校基礎建設、推動農村教育改革等,然而由於農村成年者普遍皆須進城務工補貼家用,結果往往使學齡者失學或選擇中輟以照顧農村留守老幼。凡此,皆無以確保每個農村學生都有平等的學習機會,不利於實現「教育強國」戰略。

二、教育體制區缺失衍生過度競爭

中共教育體制與體質問題受限於人口基數大、學校數量難敷供需現況,特別是教育資源過度向清華大學等國家級名校傾斜,遂導致過度競爭弊端始終無法好得緩解。學生與家長為期進入優秀學校,冀須經受極大壓力,而學生、家長和學校間在教育領域中的競爭過於激烈,同樣可能削弱素質教育的實施成效。教育過度競爭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龐大升學壓力影響正常教育:在中共現行教育體系下,高考(高級中等教育招生考試)向被視為進入優秀大學唯一途徑,由於高考分數直接聯繫學生的未來學程,導致學生與家長盡皆面臨驚人的升學壓力。而為期追求高分數以進入頂尖大學,學生被迫參加大量課外補習,以補充正規學校教育,然則補習教育通常僅注重考試技巧和應試技巧,而罔顧深入理解與全面發展。此種偏差教育方式,除使得學生為應對大量課業與考試而置身於高強度時間壓力,長期的學習時間壓力促使學生身心健康產生焦慮、抑鬱等負面衝擊外,家長亦須承擔額外沉重經濟壓力,而此更非農村、偏遠地區家庭所能承擔,結果只是造成更嚴重的不平等教育,嚴重背離「教育強國」戰略基本精神。[19]

(二)教育資源不均衍生價值觀偏差:由於升學競爭激烈,必然促使部分經濟條件較優渥的學生與家庭投入更多資源,包括財政資源與時間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此舉既加劇教育資源不均、惡化社會不公現象。過度競爭更可能導致價值觀偏移,促使全社會將教育價值視為唯一的成功標準,而忽略其他重要的社會心理與行為層面,如適當人際關係、情感健康及對社會參與的正確認知等,導致深陷「唯學位至上」誤區。

(三)升學主義取代素質教育功能:過度競爭可能導致教育過於注重應試和知識灌輸,而忽略培養創新創造能力、批判思維和社交技能等素質教育,不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雖然中共亟力解決教育過度競爭的挑戰,甚至提出包括改革招生制度以減輕高考壓力、鼓勵多元化的教育方式以提供更多的素質教育,以及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創造力等諸多措施,但是必須清晰認識無論中共教育機構、家長與社會各界,依舊未曾將教育重新定位為全面發展和個性培養的過程,而僅僅是升學競爭的賽跑,2023年的高考並未與往年有何不同,即為明證。[20]

三、教育課程內容與職業需求脫節

儘管中共在提高教育質量方面取得若干進展,但教育課程內容仍然與社會職業需求不符,此種不匹配對學生和整個社會都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學生畢業後就業難以應徵與其專業相關的工作,進而浪費教育資源。

(一)過度理論化缺乏實踐經驗:各級學校、尤其是高校課程內容過於理論化,缺乏實際應用性,此即意味學生所獲得的知識難以應用於現實工作場合,特別是對於需要實際技能的職業。加以教育課程較少關注實踐經驗和培養實際技能,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實際實習、實驗機會,且因部分課程內容可能過時,不符合現代職業需求,尤以隨著科技和產業發展,某些職業的技能要求發生變化,但相應的課程未能及時調整,導致學生缺乏實際工作經驗。

(二)職業選擇限制與教育資源浪費學生可能被迫選擇與他們所學無關的職業,因為他們缺乏適用的技能和知識,導致職業選擇的限制,影響個人職業發展。然而學校與教育機構並未能定期審查、更新課程,難以確保內容與現實職業需求維持一致性,更遑論通過與當地行業合作、職業訓練機構的參與以實現產學合一目標。而長期將教育資源用於與職業需求不符的課程,加上教育工作者難有機會接受持續的專業發展,以確保切實瞭解最新行業趨勢,無法將必要新知識傳授給學生,則勢必造成教育資源浪費。[21]

四、教師素質參差與教育評估體制壓力

中共對教師培訓存在不一致性,導致不同地區和學校的教師素質差異有增無減從而對學生與教育品質產生負面影響。

(一)地區不均衡與培訓質量差異:中共教師培訓資源在不同地區間明顯存在不均衡現象,大城市通常擁有更多教育資源,包括優秀的師資、現代化的培訓機構和豐富的專業發展機會,偏遠地區和貧困地區的教師培訓資源,相較即相當有限,導致教育不公平。加上不同培訓機構提供教師培訓質量差異大,部分培訓機構專業度低落,且教育方法與內容盡皆過時,且無法提出改進教師招聘有效政策,更難以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與福利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進入教育領域,結果必然影響教師專業素質。[22]

(二)專業發展機會不足導致教師質量落差:部分教師因缺乏參加專業發展活動機會,加上中共教育主管部門無法提供更多如在職培訓、研討會和網上課程等專業發展途徑,以使教師能夠不斷提升專業技能,遂導致教育一線教師無法更新知識、教學方法與教育技術,至其難以符合瞬時變化的教育需求。另需關注者為中共教師組成的質量差異較大,部分教師缺乏教育專業知識與教學技巧,復以儘管中共不斷宣稱致力於平衡不同地區教育發展,保證提供更多資源和培訓機會給偏遠地區和貧困地區的教師,然而實際卻是偏遠地區、農村地區依舊面臨師資不足,特別是難以招聘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問題更加突出,影響學生學習效果。[23]

(三)教育評估體制壓力導致過於注重考試成績:中共教育評估體制依然停留在單純的考試測評,如高考制度即為主要教育評估體制,其決定學生能否進入大學及進入哪所大學。由於高考競爭激烈,不但學生和家長對升學競爭感到焦慮,學校和教師同樣受到學術成績壓力,導致教學方不可能採用課堂表現、專題研究、實際應用技能等多元化評估方法,以測試學生的多方面能力,更不會提供學生職業規劃和輔導支持,協助其更好地理解本身興趣與能力,甚至制定適合的職業目標。由於升學測試的壓力,教育系統可能過分注重應試技巧和知識灌輸,進而影響教學質量。[24]

五、國際競爭是「教育強國」戰略重要缺失與挑戰

(一)英語能力與國際課程不足:儘管中共已長期推動英語教育,但在國際競爭中英語能力仍然是困難挑戰,尤其面對全球化時代,中共學生與專業人才普遍不具備良好的英語溝通能力,有待中共提供更多外語資源以使之具備更有效的英語能力,參與國際學術、商業活動及國際交流。另則中共需要更多的國際課程和學術項目,包括提供全英語授課的課程,並確保課程內容符合國際標準,以滿足國際學生的需求,並在國際教育市場中保持競爭力。

(二)教育研究水平低難吸引國際學生和學者:雖然中共已經開始重視吸引國際學生和學者,但鑒於各國競爭激烈並提供大量獎學金與優惠配套措施,中共在吸引外生方面確實處劣勢,需要更多的投資以具吸引力政策擴大國際學術和文化交流。此外,中共缺乏足夠數量的優秀教育研究成果,此缺失適足干擾其企於提高國際學術界聲譽的主觀訴求與努力,加上中共的學術質量和學位認可度,在國際上仍然面臨相當程度的困難,導致部分國際機構與雇主對中共學歷持保留態度。凡此皆亟須中共持續投資於高質量的教育研究項目,並鼓勵教育工作者參與國際學術交流,並採取更多措施以提高學歷的國際認可度。總之,無論是加強英語能力、國際課程,抑或是擴大吸引國際學生與學者、提高研究水平、學歷認可度和文化交流等多個方面,皆是中共「教育強國」戰略面對國際競爭的重要挑戰,中共究竟如何解決這些困境,俾助於中共更好地融入全球教育體系,提高國際影響力和聲譽,實為「教育強國」戰略無可避免的責任與挑戰。

中共的「教育強國」戰略確實取得相當成就,但同時也面臨多個挑戰和缺失。該戰略的目標是提高教育水平、培養更多高素質的人才、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建立更強大的人力資源儲備、減少社會不平等、提高國際影響力等。然而,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克服前述系列挑戰,如城鄉教育不均、教育過度競爭、課程與職業需求不符、教師培訓和素質不一致、教育評估體制的壓力等。此外,國際競爭方面也需要更多努力,包括提高英語能力、國際化教育、吸引國際學生和學者等。[25]而為實現「教育強國」戰略的目標,中共需要繼續改進和調整教育體系,以確保教育更好地滿足國家的需求。此舉必然需要更多資金投入、政策改革、教育體制改革、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創新思維和國際視野等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中共是否真正能夠通過不斷的改進和調整,更好地實現「教育強國」戰略以促進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猶待長期密切觀察與研究。

 

肆、結論

習近平試圖立足「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的全局高度,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為中共式新教育現代化賦予新要求,亟力之引領教育強國建設,努力為現代化建設築牢人才之基。然而根據路透社20236月披露,由於經歷三年疫情防控、房地產危機和經濟衰弱等因素影響,地方政府財政緊縮,加上中共2023年高等教育預算開支約1,026億元,較上年減少3.7%,迫使多地大學大幅增加學費,如四川省大學學費最高增幅達41%,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科學、工程及體育本科新生學費增加54%、文科專業提高30%。凡此,必然增加農村學子進入大學難度,進而擴大城鄉高素質教育差距。

尤值注意者,大陸各地區人口出生率均呈現不同程度下降態勢,致使學齡人口變動將對教育資源配置產生直接影響,如學齡人口結構於20202025年逐步向「兩頭小、中間大」的紡錘形結構轉變,而2025年後,較低年齡組的學齡人口數量快速減少,逐漸形成「上寬下窄」倒金字塔學齡人口結構格局。至2035年,中共學齡人口總規模將降低至 2.5 億左右。加以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學齡人口高流動性 對流出地和流入地區教師資源配置產生衝擊。此種因人口結構變動對教育資源投入方向調整導致的阻滯效應,勢將對中共「教育強國」形成嚴峻挑戰。

另個關注焦點為習近平力促「教育強國」亦具地緣競逐的戰略考量,畢竟中共作為曾經的人口最大國地位已於20234月正式被印度超越,加上其長期擁有的人口紅利優勢亦因結構逐漸老化而被印度取代,影響所及或將導致中共「世界工廠」地位拱手讓與印度,此絕非習近平所樂見。故在與印度的競爭中,中共採取的戰略措施即轉為提升人口整體素質,藉以對抗印度目前僅於高新技術領域人才突出、農村與基層人口素質低落的現實。須知根據印度2018年公布統計資料顯示,印度成年人的識字率大約為74.4%,其中男性識字率為82.4%,女性識字率為65.8%,排名世界第157名。而中共至2022普通話普及率已從70%提高至80.72%,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比例超過95%,文盲率則下降至2.67%。由前引數據再次證明,中共意圖通過全面提升教育普及率與高等教育精緻率,維持人口「質」的優勢已持續領先印度「量」的增加。準此,則未來中印雙方在人口教育領域的競爭勢必更加激烈,而「質」與「量」的對抗又能激起何種區域發展效應,值予長期密切觀察。

 



[1] 段從宇、闕明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建設的根本性問題」,學術探索,第8期,20238月,頁128-132

[2] 國家教育經費帳單發布:連續13年完成『4%目標』」經濟網202619日,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60109/herald/e00006ff5252c8dad0d76cdb254ce04f.html

[3]中國推職業教育改革 重點增設人工智慧等專業」,經濟日報2026213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9328845

[4] 史秋衡、孫昕妍,「以人民為中心:我國高等教育的使命擔當」,中國高等教育,第23期,2021年。

[5] 蔣廣學,「數字化時代高校創新人才培養環境建設探索」,中國高校科技,第8期,20238月,頁1-4

[6] 閆文軍,「『雙循環』: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區域均衡發展的新路徑」,北京城市學院學報,總第177期第4期,2023年,頁48-51

[7] 王連照,「新時代教育改革區域推進的時代旨趣與價值取向」,教育理論與實踐,第29卷第38期,2018年,頁10-11

[8] 張忻、李恆,「基於成就需要理論的行業特色高校人才隊伍活力 激發機制構建」,西部素質教育,第5卷第9期,頁46-50

[9]全文丨學在中國:更好服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華網2026425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425/843110d2e31648f9968d0f3e5e3fc902/c.html

[10]「推動在線教育轉型升級」,人民網202311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110/c40531-32603195.html

[11] 周作宇,「論教育評價的治理功能及其自反性立場」,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8期,2021年,頁31-37

[12]「強科技自主創新和人才自主培養(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人民網202657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6/0507/c461530-40714690.html

[13] 張紅波,「散點.聯動.螺旋:鄉村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新路徑」,中小學管理,第10期,2019年,頁44-47

[14] 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437-483

[15] Stephen J. Ball著,王玉秋等譯,「政治與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會學探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18

[16] J. Husen, T. N. Postlethwaite著,Farrelly主編,劉復興等譯,「教育政策與規劃」,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8-149

[17] 劉世清、袁振國等著,「教育強國之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頁1-40

[18] 郝立新,「中國式現代化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第4期,2023年,頁15-22

[19] 佘磊磊,「中國式高等教育現代化視域下高校青年教師隊伍建設的時代路向」,西部素質教育,第9卷第16期,20238月,頁34-38

[20] 褚宏啓、賈繼娥,「教育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及其作用互補」,教育發展研究,第19卷第34期,2014年,頁1-7

[21] 吳岩,「中國式現代化與高等教育改革創新發展」,中國高教研究,第11期,2022年,頁21-29

[22] 陸少穎、張紅波,「『三訪三送』:鄉村骨幹教師精準培訓新路徑」,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6卷第33期,2020年,頁86-91

[23] 鐘啓泉,「教師研修的挑戰」,光明日報2013522日,第4版。

[24] 王洪席、孫雯雯、張程理,「教師教育改革區域推進的價值訴求、內在困境及實踐路徑」,中小學教師培訓,總第445期第8期,2023年,頁5-8

[25] 陳向明,「『實踐性知識』是如何生成的?對教育作為一種『實踐』的反思」,教育學報,第4卷第9期,2013年,頁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