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習近平在西藏推行修正主義的戰略意涵與地緣政治影響

摘要

本研究探討習近平時代中國在西藏推行的修正主義政策，如何重構民族認同、改寫歷史敘事，並將自然資源特別是水資源納入地緣政治操作架構。透過文化治理、宗教中國化、語言同化與環境控制，中國在西藏建構出一套結合內部統治與對外戰略的治理模式。本文進一步指出，這些政策對中印關係構成長期挑戰，亦對南亞區域穩定與國際人權規範帶來重大影響。從文化安全、環境風險到邊境衝突，本研究強調西藏問題已超越「邊疆治理」，成為印太安全格局中的重要節點。最後，文章提出建立多邊監督機制、水資源治理平台、文化保存網絡與預警外交機制之政策建議，作為緩解西藏修正主義外溢風險的可能途徑。

關鍵詞：西藏、習近平、修正主義、文化治理、水資源地緣政治

  

一、西藏的戰略地位與歷史脈絡

西藏自古即位處中共與南亞之間的地理關鍵地帶，長期以來承載著地緣政治與文化認同的雙重意涵。其高原地勢與複雜地形使之在軍事防衛、資源控制及地區影響力擴展上具有關鍵地位。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多個南亞國家接壤，亦鄰近全球最具戰略敏感性的「中」印邊界——阿魯納查爾邦與「中」印邊境實控線（LAC）所在之地。^[1]這使得西藏不僅是中共的內部民族地區治理問題，更是國際關係中的重要變數。

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即將西藏視為維繫國家統一與邊疆安全的核心領土。1951年中共完成對西藏的實質佔領，並於1965年設立西藏自治區，正式將其納入中國的行政與政治體系。然而，這一治理過程並非無爭議。西藏人民在1959年爆發大規模起義，最終導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而2008年發生的拉薩騷亂則再次揭示當地深層的不滿與反抗情緒。

中共長期以來以「現代化」、「發展」與「民族團結」作為治理西藏的核心論述，^[2]試圖透過經濟援助、基礎建設與扶貧政策建立其統治正當性。然而，這種以經濟主導的整合策略往往未能解決藏民族在文化、語言與宗教上的自主性訴求，反而因資源掠奪、人口遷移與漢化政策而加劇身份認同危機。

西藏在國際戰略中的地位亦日益突出。作為「亞洲水塔」，其對下游多國的水資源供應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再者，西藏地處中印邊界爭端核心，是「中」印兩國軍事對峙的主要前線。從洞朗對峙（2017年）到加勒萬衝突（2020年），西藏的軍事重要性已無可忽視，成為中共對南亞戰略投射的樞紐。

本研究旨在探討習近平時代中共針對西藏推行的「修正主義」政策，最明顯的就是胡錦濤時代雖然鎮壓過藏人，但至少還跟藏人和談過幾次，與西藏流亡政府有溝通的管道，但習近平執政後則是與藏人和談的機制都沒有重建起來，致力於改寫藏人對自身文化與歷史的認知，更透過「中國化」工程，意圖將西藏納入一個統一且服從的國族敘事之中。

同時，本研究亦關注這些政策在區域與國際層面所產生的外溢效應，特別是在「中」印關係、南亞區域安全與國際人權規範的架構下進行分析，進而揭示西藏問題不僅是中共的內政議題，更已成為影響區域戰略平衡與國際秩序的關鍵議題之一，尤其目前隨著美國與印度因關稅及能源問題造成雙邊關係觸礁，相反的是「中」印兩國今（2025）年同意恢復直航，並且放寬自2020年衝突後實施的簽證限制，同時印度朝聖者在中斷6年後，獲准前往西藏自治區的聖山岡仁波齊（Kailash）與神聖湖泊朝聖，邊界談判雙方亦同意設立劃界專家小組在邊境東段和中段設立將軍級會談機制，儘管如此，從中共在2021年10月23日通過《陸地國界法》，首度以制定專法來規範邊界的防衛與管理，同時強化邊防軍警與邊民（藏族村民）的密切合作，由此可證即便是「中」印兩國關係趨於和緩，涉及邊界以及西藏等關鍵核心的國家利益，是「中」印兩國始終難以突破的窒礙。

二、習近平安全觀與西藏的戰略再定位

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北京推動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核心的外交與國安戰略，透過「中國夢」、「一帶一路」倡議（BRI）以及全球治理參與等手段，積極塑造中共作為全球強權的地位。在這一脈絡下，西藏的戰略價值不斷上升，不僅是通往南亞的地理門戶，也是中國安全與影響力擴展的「樞紐」。^[3]特別是在「整體國家安全觀」的框架下，西藏不再只是邊陲地區，而是涉及主權、發展、文化與生態安全的交匯點。

中共的安全政策不再侷限於傳統軍事防衛，而是涵蓋地緣政治、資源控制、意識形態滲透與民族整合等層面。中共積極強化對如「上海合作組織」（SCO）、「金磚五國」（BRICS）等區域機制的影響力，並將南亞視為其戰略外圍地帶，由邊緣漸轉為核心。特別是透過「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尼中印合作倡議」等形式，北京正積極滲透南亞事務，將西藏視為對外輻射的戰略平台。

冷戰後南亞的三大戰略轉變更使中共對喜馬拉雅地區產生高度敏感：

（一）印度的崛起：作為亞洲主要強權，印度在經濟、軍事與外交上不斷加強對「中」制衡力量，特別是透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與美國、澳洲、日本的合作。印度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也使中共在南亞的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二）區域多邊對話平台的活躍：印度與其他印太國家建立多邊安全與經貿連結，使中共在南亞的影響面臨挑戰。東協、孟加拉灣倡議、印度洋地區論壇等均成為印度鞏固區域影響力的管道，中共則需依賴西藏地緣節點，提升其談判與投射能力。

（三）中印關係的結構性張力：在邊境、貿易、外交議題上的矛盾推動中共強化對西藏的戰略部署，以維持議價能力與邊界穩定。尤其在2020年加勒萬衝突後，雙方在實控線周邊部署軍力，西藏已轉化為「中」印軍事摩擦的前線，亦成為中共展示強硬姿態的戰略舞台。

此外，西藏在中共「邊疆穩定—內地安全—周邊外交」的三層安全結構中，處於第一道防線的位置。從基礎設施建設（如川藏鐵路延伸至邊境）、軍事基地升級、到政治宣傳系統的強化，均反映出中共對西藏角色的重塑。這種重塑不僅是內部安全的需求，更是對外強化戰略主導權的必然選擇。

因此，習近平的「整體國家安全觀」將西藏重新定義為不僅是內部統治問題，更是影響「中」印博弈格局的關鍵一環。透過結合硬實力部署與軟實力操控，中共正試圖將西藏轉化為一個安全緩衝區、資源後勤區與意識形態穩定區的綜合體，進而強化其在南亞與印太區域中的戰略存在。

三、從文化治理到民族同化——修正主義政策的實施

在西藏，中共以「國家團結」、「民族和諧」、「宗教中國化」為核心口號，全面展開對藏族文化與宗教認同的重塑工程。^[4]透過黨國機器與意識形態灌輸，中共試圖將「藏人」轉化為「中國人」的從屬認同，進一步將其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一敘事當中。

具體政策包括：

（一）語言政策：削弱藏語於教育體系與公共領域的使用，將普通話作為學校與官方機構的主要語言，導致藏語逐漸邊緣化。此舉違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所保障的少數族群語言文化權利。

（二）宗教監控：將寺院納入國家管理體系，實施僧人編制制度、設立黨支部、限制宗教儀式與朝聖行為，嚴格控制宗教財務與僧侶培訓。與達賴喇嘛相關的象徵與圖像被全面禁止，明顯違反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宣言》。

（三）歷史敘事修正：重新定義西藏歷史，將其描繪為「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淡化甚至否認其20世紀初曾短暫具備政治自主性之歷史記憶。

（四）語義操控：將「Tibet」改以「Xizang」對外使用，賦予「社會穩定與邊防鞏固」的語義包裝，試圖透過語言形塑國際話語權，進行認知戰爭。

這些作為構成了中國民族同化政策的「軟性治理」面向，其戰略目的是消解地方分離主義與境外力量對西藏議題的利用空間，進而消弭藏民族作為獨立政治與文化主體的空間與聲音。^[5]

然而，從國際法與人權觀點來看，這些政策引發廣泛爭議。根據《聯合國禁止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與《聯合國少數群體權利宣言》，藏人的語言、宗教與文化應受到尊重與保障。中共作為這些國際條約的簽署國，理應履行其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的義務。然而，現行政策實質上違背了這些義務。

此外，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OHCHR）及多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如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亦指出，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同化行動構成「文化滅絕」（cultural erasure）或「文化殖民」的嫌疑，已對藏族社群的文化生存與代際傳承造成深遠影響。

文化治理策略雖以穩定為名，實則掩蓋高壓控制與文化抹除。這不僅加劇藏人的疏離感與抗拒心理，亦使中共面臨來自國際社會更大的外交壓力與道德批判，對其「和平崛起」形象造成反效果。

 

四、水資源作為地緣政治槓桿：西藏的環境治理戰略

西藏的自然資源亦成為中國區域戰略中的重要武器。作為「亞洲水塔」，西藏孕育包括布拉馬普特拉河、湄公河、印度河、薩爾溫江等多條國際河流，涵蓋南亞與東南亞廣大地區的民生與農業需求。中共藉由掌握這些河川上游水權，進一步提升其地緣談判籌碼，將「資源安全」與「外交影響力」結合為一體。

中共透過興建大壩與水力發電站來控制水源流向與水量，並以「綠色發展」與「可持續能源轉型」為名合理化其行動。在西藏，尤其是雅魯藏布江（Brahmaputra）上游的開發最具爭議。中共已於2015年啟用第一座水電站，並陸續規劃更多大型項目，包括備受爭議的「超級水壩」建設計畫，其規模足以對整個下游水系造成顯著影響。

例如，雅魯藏布江供應印度北部多達40%的水資源，是該區農業灌溉、飲用水與水力發電的生命線。一旦中共決定轉水至其西北乾旱地區，不僅可能導致下游季節性洪水與旱災循環，還會打擊印度在該區的糧食安全與農業生產。2017年該河段出現水質污染事件，並伴隨來自中共的不透明數據回報，更加劇印度對中共「水資源武器化」的疑慮。

在區域層面，中共對湄公河上游的控制亦引發爭議。根據「下湄公河委員會」與「美湄合作」聯合研究指出，自2019年起，中共的壩控行動導致越南、泰國、柬埔寨與寮國出現多次嚴重缺水現象，當地農作物產量大幅下滑，數百萬人面臨糧食不穩與生計威脅。中共雖聲稱這些現象與氣候異常有關，但缺乏共享數據與預警機制的行為，已被視為以水為壓力工具的戰略表現。

值得注意的案例為2020年中共與尼泊爾之間的合作計畫，即於喜馬拉雅地區共同開發水電項目，並將部分電力輸往中共西部內地。雖此計畫被包裝為「南南合作」與「區域互利」，但學者指出其實質目的是透過資金援助與基礎建設輸出，進一步鞏固中共對西藏周邊緩衝國的影響力。

從國際法角度觀察，《1997年聯合國國際水道非航行用途法公約》主張上游國應與下游國協商合作、不得單方面改變河流自然流動，並應分享資料與事前通報。中共至今未簽署該公約，並對其跨境水利行動缺乏外部監督，凸顯出其以主權為主導、排斥國際規範的治理模式。

總體而言，水資源治理已不再只是中共內政或能源轉型的問題，而是中共地緣戰略操作的延伸。透過西藏作為上游控制點，中共不僅可強化對鄰國的影響力，更能在多邊談判中提升戰略籌碼。然此模式亦伴隨高度風險，尤其在缺乏合作機制與信任建構的背景下，極易引發區域間的不信任與衝突升級。

進一步來看，西藏水資源的地緣操作已逐漸成為印太戰略格局中的重要一環。隨著「印太」戰略概念的興起，尤其由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推動下，區域強權日益關注中共在上游水資源治理中的主導地位，視之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一部分。水資源控制被納入戰略地圖，不僅與能源、貿易航道安全掛鉤，更涉及生態與糧食安全。

此外，環境安全風險亦逐漸浮現。中共在青藏高原大量開發水力資源，可能引發區域生態失衡、河川生物鏈破壞與冰川退縮等問題，這些長期生態變化對整個喜馬拉雅—恒河—湄公河流域構成深遠影響。跨境河流一旦因大壩建設、水量改變或污染而影響下游用水，將衍生社會不穩與政治對抗風險，並可能在極端情勢下升高為軍事對峙事件。^[6]

因此，西藏的水資源治理模式應被納入更廣義的「印太區域安全框架」中加以評估。其不僅是中共對外地緣影響力投射的延伸，更是測試區域治理韌性與多邊合作能力的關鍵領域。若中共持續以單邊邏輯推進上游工程而忽視國際憂慮，則未來印太地區可能面臨「環境安全碎片化」與「戰略競爭資源化」的雙重風險。

 

五、結語

習近平主政下的西藏政策，已遠超傳統民族地區治理的範疇，而成為一項系統性修正主義工程。此一政策架構包含意識形態主導的文化重塑、語言與宗教同化、歷史敘事重構以及自然資源的戰略性配置，展現中共意圖在國內實現社會整合、對外維持區域優勢的雙重企圖。這些措施表面上是為維穩與發展，實則構成對民族自決、文化多樣性與區域合作秩序的長期威脅。

在國際層面，西藏問題所牽動的不僅是人權爭議，更是「印太」戰略結構中的不穩定因素。中共對西藏的強化控制不僅導致與印度在邊界與水資源上的摩擦，也挑戰現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區域治理模式。印度與其他印太強權（如日本、美國）日益關注西藏政策對地區穩定的衝擊，並可能在外交上透過「藏人行政中央」、難民議題與文化交流等非傳統管道向中共施壓，形塑平衡對抗的多邊網絡。

若未能建立具公信力的多邊監督機制與中印互信框架，西藏問題將持續從「邊疆內政」演變為「地區衝突熱點」，並成為習近平安全觀與印度戰略主張正面對撞的引爆點。特別是在邊境軍事對峙、水資源爭奪、宗教自由壓制與人道關懷等議題上，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將進一步升高。